一个作家的品格，决定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人格修养，而作家品格，决定了这个作家文字的品格和风貌，所以古人云：文如其人。人品与文品之间，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位关系：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人格状况，可以品出这个作家是正直善良的还是道德失格的；同样，从一个作家的人格出发，我们才会对其文学作品做出更准确、更深入的阐释。
贾大山是一个磊落坦荡的人，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宅心仁厚，但在原则与道义问题上，是一个绝对讲原则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价值观，是可信的，我们信赖这个人，所以我们相信其文与人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作品，不仅对于我们读者个人有益，对于民族精神的建设更是有价值的。
贾大山的作品，从数量上讲并不算多。由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分上下两卷，共65万字。但一个写作数量不多，且英年早逝的作家，为什么在离开了我们这么多年之后，他的文学仍让我们怀念，他的人格仍令我们敬佩？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言行一致、人文合一的作家，他对于善与恶的界限，对于坚守道义与丧失人格的区分，在他的文字里是那么泾渭分明。这一点，贾大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短篇小说《取经》，发表于1977年《河北文学》，当年被《人民文学》转载，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描写的是“文革”结束之后农村建设的场景。小说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之外，令人震动的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在小说中，王清智反思，今天咱向李庄取的经，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取的经，人家坚持的，正是我们扔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四人帮”干扰破坏是主要原因。可是，李庄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在小说的结尾，老王说：“要学参天白杨树，不做墙头毛毛草”。白杨树与毛毛草之喻，讲的就是人格。历史局限，固然是我们可以推托责任的外部原因，但人格精神的矮化是否也应在反思之列呢？这篇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其时贾大山就以一个作家的敏感，体会到了“随风倒”的危害，而意在建设“参天白杨”式的国民文化人格。
这种人格建设的觉悟，来源于贾大山对于自我人格的要求，更来源于一个作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负责任的态度。《花市》写到的卖花姑娘，虽是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却蕴藏着极大的精神能量。小说围绕着购买一盆令箭荷花，在老大爷与年轻干部之间展开争议。年轻干部竟问老大爷是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乡下人望着年轻干部的脸色，劝老大爷将花让给年轻干部，但卖花姑娘“冷冷地盯着他”，并收10块钱将花卖给了老大爷。小说以精彩的对话，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正直的女孩子。当那位企图仗势欺人的年轻干部用扇子指着女孩子时，女孩说：“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还问我们治保主任是谁吗？”小说由此完成了一个聪慧、纯洁的女孩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不仅存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积极投身于改革事业之时。改革，是为了全面实现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包含精神人格的提升和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