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大举进入，传统文化面临着精神和道德等方面的危机，面对这样的一种困境，一部分汉族作家开始关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期望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解决现代化危机的精神资源，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被赋予了拯救传统文化的重任，所以在表现这些族群文化的过程中，作者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认同意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族群文化理想化为人类生存的最佳方式。
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凝聚着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自我生存发展中不断形成的智慧、理性和创造力，以及自我约束力。在适应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少数民族由于大多数生活在生存环境恶劣的边远地区，所以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注重保护生存环境，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是带有一种敬畏的情绪，又由于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他们的文化还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这曾是被现代理性文化所嘲笑的“祛魅”之前的蒙昧状态。但是在现代理性受到质疑，现代文化面临困境的时候，这些被嘲笑过的原始文化开始显示出诗意的光辉，为现代人治疗痼疾提供了某种良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向往，作家在叙述的时候往往认同这些民族的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在以鄂温克族文化为主题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像鄂温克人一样相信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同时在叙述中还会引入大量的民族神话、传说、宗教故事等，以鄂温克族的萨满为主要载体，引入了大量鄂温克所特有的原始神话、故事和传说，例如作品中穿插出现的鄂温克神话，民族祖先的传说以及各种神歌、血河歌、祭熊歌等。范稳在《悲悯大地》中也一直在讲述狐狸变人、战神等故事情节。这种对于原始文化中神性、英雄传说的认同是为了解决现代理性文化所造成的想象力枯竭。
对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与以往描写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不再以一种外在的他者的角度进行叙述，而是采用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叙述。少数族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一种只有语言没有文化的文明状态中，思维方式还保留着原始的“隐喻思维”，在表达无生命的事物时常常会用人的感觉和情欲去传达。这种诗性逻辑方式对于汉族作家而言既是陌生的同时又是熟悉的，因为这是所有民族最初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本真的语言表达很容易被认同并运用到作品写作中。鄂温克族就是这种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族群，《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诗性思维进行叙述，老人的故事不仅讲给人们听，也讲给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如果刚来到我身边的紫菊花接不上我的故事，你不要着急，等我讲完后，让桦皮花瓶再单独地说给你吧。桦皮花瓶可不要推脱，谁让你把紫菊花拥进怀抱，并且吮吸了它身体里流出的清香的汁液了呢！”看那天边的云彩都是悠悠的鼓声，“雨停了，西边天上飘荡着几缕橘红的晚霞。如果说夕阳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话，这些晚霞就是悠悠的鼓声了。空中浮动的云经过了雨水的洗涤，已是白色的了。”路有时能指引人们，有时也会因此迷失方向，“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在准确地讲述故事的同时，也用这种口语化，极度贴近鄂温克族语言特征，甚至有某种仿真特色的语言引导读者同作者一道来认同这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