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属院校，特别是那些令人仰慕的名校，不仅仅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在弘扬并践行权利平等、机会公平等理念方面，同样也应做出表率。
进入高考填报志愿阶段，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备受关注。按照目前公布的数据，我省三个中央部属院校均减少了本地招生人数，其中，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收属地生源的比例已经低于30%。(本报今日A04版)
与地方院校不同，中央部委所属院校的建设可以说是集全国之力，招生时理应对不同省份的考生一视同仁。而且，机会公平、权利平等的观念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因为生源地的不同，就把考生划分成三六九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在当前，中央部属院校的分布在全国各省份呈现不均衡状态，北京、上海等名校集中区域的考生，与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的考生相比，就有明显的优势。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就曾直言，“人们更关注也最感不满的，是京、沪、广、津优越的名校入学机会。”
除了有伤教育公平，部属院校招生“本地化”也不利于院校自身发展，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大学本身应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本地生源过多容易形成单一的文化氛围。如果连“近亲繁殖”都无法避免，遑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不少社会问题也与部属院校招生指标分配的不均衡密切相关，如异地高考在多地遭遇高门槛，不仅阻碍人力资源的流动，还影响到随迁子女接受初等、中等教育的平等权利；而高考移民等现象成为社会顽疾，与此相关的非法落户、一人多户籍等，也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在部属高校招生问题上，教育部已明确“去本地化”的改革方向，可惜总给人“小步慢跑”的感觉。2008年起，教育部要求中央部委所属“985”、“211”高校在属地招生比例原则上不高于30%。但在现实中，像中国政法大学那样“一步到位”、按照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全国知名院校，则是像挤牙膏一样逐年缩减很小的比例，有的还通过自主招生或保送等途径，抵消了改革的成果。
“去本地化”的难度，一定程度上源于部属高校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联系，高校在资金、用地等方面对地方的依赖是客观存在的。葛剑雄教授对此就有过这样一番话，“主管部门给复旦大学拿6个亿，上海也拿出6个亿，这样就要提高本地招收的比例，否则钱为什么给你。”相比之下，那些用学生素质差异来给招生“本地化”做辩护的观点，不但经不起推敲，更是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既得利益的存在，使中央部属院校招生的“去本地化”更显任重道远，但现实的困难不能成为消极应对的理由。中央部属院校，特别是那些令人仰慕的名校，不仅仅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在弘扬并践行权利平等、机会公平等理念方面，同样也应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