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埃及在全国实施了3个月的紧急状态正式结束，在14个省内实施的宵禁也随之取消。尽管局势有所和缓，但埃及要真正实现由乱至治，还需迈过四道坎。
确立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埃及最初的动荡是由政治制度陷入困境引起的，今年7月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也是因“路线之争”。在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理论准备和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迫于内外压力仓促建立的西式民主制度，使埃及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激化，国内不同民族、教派和地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也进一步加剧，社会被严重撕裂。两年多来，示威游行俨然成了埃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据埃及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中心”统计，仅今年7月，埃及就发生1432场示威游行，平均每天46场，每小时近两场。埃及当前困境实际也是中东北非其他国家的一面镜子，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也面临和埃及同样的困境。如何立足自身传统和社会实际，找到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平衡点，探索出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顺利转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改善经济和民生。长期以来，埃及经济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如过度依赖石油、苏伊士运河等地租性收入，产业结构失衡，财政赤字、外债、通胀率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埃及爆发动乱后，经济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旅游业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外国投资也急剧下降。据埃及财政部近期统计，埃及债务规模已达1.8万亿埃镑，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3.8%。旅游业是埃及外汇四大来源之一，但今年7至8月，入境游客同比骤降45%，月均损失约10亿美元。以激进式的政治改革冲击和破坏经济基础，只能使国家陷入“社会动乱—经济崩溃—政局动荡”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没有面包，何谈民主，这是埃及执政者不能忽视的基本定律。
构建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主导权，就会成为别国的思想附庸，代价往往是社会动乱，甚至是政权更迭、国家解体。目前埃及国内存在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势力针锋相对、势均力敌。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都必然是一部分人坚定支持、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由此政局动荡、社会撕裂也就在所难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对伊斯兰教传统价值观进行符合现代精神的阐释，构建一个能为国内多数民众理解、认同和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价值认同和理论支撑，是埃及政治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处理好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军人干预政治、左右国家政局是中东许多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埃及也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以来，军人在领导埃及反抗殖民侵略、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被民众看作是在重大危机关头可以信赖的一支力量。军方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特权也愿意主动介入政治。多年来，军方一直实际掌控着埃及的政局走向，包括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内的历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经过多年经营，军方势力已渗透到司法、行政、经济等各个领域，军人入阁也比较普遍，最高时期军人部长比例达65.4%，军队还控制着国家40%的经济命脉。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军队在埃及的两次“革命”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何理顺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排除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过分干预，是埃及政治转型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罗新芹 陈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