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例外，是玄奘像。如此清俊的少年，玉树临风，神情间，是清朗洒然。可以想知，在一个浪漫高华的时代里，高僧当年，亦当有过掷花如雨的红尘风光罢？
如此翩然的男子，竟孤征求法，难道真如梁漱溟先生说的那样：“生命力强的人，要求亦高，……偏对于相反的一面——如贞洁禁欲、慷慨牺牲——感觉有味”么？奘师历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归京师至龙朔三年十月，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热诚可敬，而精力亦自可惊。《三藏法师传》：“师自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酬答处分，无遗漏者。……”我想奘师当年，一定是常常这样凭栏远眺的。
名寺
西安的名寺，现在当然以法门寺为最。因为举世闻名的佛骨。昌黎先生若是生在今日，一定不会冒死谏迎佛骨的，毕竟是“天子圣明”，早料及一枚佛骨，能在千年以后养活一大堆和尚，当然，还有旅游业。
但我在佛骨前，敬意全无。倒是诵及“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时，涌起若许的虔诚与向往。
我不亲近佛教。首先就是因为现时的佛门，早已不是净土。我喜欢的态度，是简单、明朗，可以随俗随喜，但是千万不要假托圣人的名字。大俗若雅，实在是最大的亵渎。还有就是佛门的普受众施，总令我觉得没有原则，不如儒家的不饮盗泉来得当下决然。后来人强调儒家的曲身以求通，常常记不起来中国文化的最初根本里，是有这样的刚烈浩然。佛家广结善缘，凡捐钱多者，可以开光、可以镌刻姓名于碑上，我常觉是玷污了文字。
但大兴善寺就很好——我看一个寺院好不好，是以法物流通处的品位为标准的，法门寺根本就没有正经佛法书卖，而大兴善寺里，居然有《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线装的四卷。我犹豫了一下——毕竟是孤身旅行，背太多东西总是麻烦，可是拿书在手上摩挲再三，到底舍不得放下，连一本《毛诗课》一并买了。那本《毛诗课》到底是谁的著作，我可是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晓得是抗战年间支那蜀院出的。记得沈曾植的说法是：佛法不兴，是因为儒学不振。于是在寺院里居然有这样的书简直令人欢喜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从兴善寺出来已经是黄昏，到护城河边坐下，在古城墙的暮色里，捧书而看。犹记秋天的时候在南京中华门城堡上头，看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只觉自己是坐在整个的阳光里，亦坐在如此的人世间，唯觉天地清旷、岁月静好，而人世悠悠转过千年，竟如隔不断昨日的风和阳光。是如此大的风景，而人在风景里面亦不必有惭愧，现时的好与不好，是改变不了山河的颜色的，它只是安然。
又有一个黄昏去大清真寺，从没有见过这样肃穆的寺院，——不是因为没有人，是有人的，是头缠白布的回民信徒们。他们穿行在一道一道的古门坊之间，如同幽灵。不，我不是贬低他们，我是感动，宗教的虔诚，原来是这样怕惊动真主、是这样地于穆不已啊。
孔子说的，因为“难”，所以不可以“息”，人心的向上一路，是至死方息。我实在是不赞成伊斯兰教的，可是，在清真寺里，我忽然有了敬意，用生命、信仰、情感堆积起来的人生，总有值得尊重的理由罢？尤其是在循规蹈矩得荒唐的年代里。
于我，游山玩水是把自己遗落在软红万丈里的心一一收拾起来，交还给山、交还给水，交还给自己。从江南来，依然回到江南。天末凉风起的时候，应该尚有江南摆渡船罢？在山与水重重围得的花蕊之间,凭君轻问:归路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