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实习生 董玲玲
今日上午九时许，备受关注的阎崇年悬赏案件在北京市亚运村法庭开庭审理。但是悬赏案的主角之一的阎崇年并没有亲自到庭，其律师称，阎崇年近期身体不适，“毕竟是个70多岁的老人了”。
据了解，5月30日，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从太原抵达北京后，便与他的代理律师王德怡取得联系，二人前往国家图书馆调阅了清人张吉午《康熙顺天府志》一书的微缩本，对已挑出的错误逐字进行比对。经过整理，白平在阎校本《康熙顺天府志》一书中新发现错误70处，继而再次向法庭增加诉讼请求，将奖励要求由62万元变更为现在的69万元。
阎崇年在其答辩状中表示，他是本着严谨求学的精神斜《康熙顺天府志》的，即使有众多学者把关，他仍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认为《康熙顺天府志》一书难免还会存在错误，并在此书后记中期盼读者指正。他不可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布悬赏广告，向天下挑战，因此，根本没有发布悬赏广告的任何动机。
阎崇年称，他从来没有委托任何媒体发表过悬赏广告，所谓挑错给酬金只是他与《北京晨报》记者刘婷在聊天时的约定，只限于刘婷一人，并不是针对广大读者的悬赏广告。
据答辩状中描述，2009年9月9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的4名记者到阎崇年家中喝茶聊天，谈及《康熙顺天府志》初次校注完成后，阎崇年发现其中还存在许多错误，便请中华书局组织专家斜了12遍，然后又专门请两位专家协助校注。《北京晨报》记者刘婷开玩笑地说，要帮助阎崇年挑错。阎崇年表示欢迎。当时，刘婷开玩笑地提出，如果挑出错误，至少也得给1000元的报酬。阎崇年认为刘婷作为记者可能根本没有时间读这本书，就答应了她的个人请求。
4名记者各自发稿后，阎崇年发现，《北京晨报》把他与刘婷个人的约定登在报纸上，这样容易造成大家的误解〖虑到如果向报社提出更正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到刘婷本人，同时，也没有读者提出异议，就没有要求报社作出更正。
阎崇年认为，时隔半年后，任炳在未与他进行任何联系和确认的情况下，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京城学界正气———赞阎崇年先生的勇敢之举》的文章，歪曲其发表“公开声明”。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白平竟然被任炳的文章误导，没有核实所谓的“公开声明”的出处和真伪，就对他提起诉讼。
白平：悬赏是为实现商业利益
针对阎崇年的答辩意见，王德怡律师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分析可以得出，阎崇年的悬赏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商人的行为，《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发布悬赏广告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树立阎崇年的大师形象，从而实现商业利益。《北京晨报》消息发布后，阎崇年如果认为记者“疏误”其意，应当要求《北京晨报》澄清；《北京日报》再次转述此消息后，阎崇年仍未提出异议；白平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后，阎崇年仍然拒绝回应。这一系列行为足以使公众对其发布悬赏广告的真实性产生强烈信赖，发布悬赏广告的事实真实可信。
白平称，阎校本《康熙顺天府志》的错误可分为三类，对于错别字，只用与《康熙顺天府志》原书比对便可一目了然，如果阎崇年拒绝提供原书复印件，双方可共同约时间去国家图书馆逐字核实；关于标点符号错误，加以适当解释，便可判断对错；至于比较复杂的句读方面的错误，如果双方存在较大争议，也可以申请由第三方出具鉴定意见。
对于阎崇年代理律师所称挑出的错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白平认为，语言文字错误是有客观标准的，高考有一道文言文标点题，就有标准答案。这并不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今天法庭没有当庭判决，暂时休庭，择日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本报将持续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本报北京6月2日讯
链接：
白平曾多次“挑刺”中华书局
据了解，白平“挑错”不仅是这一回。前些年，白平就在自己的博客中，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于丹、钱文忠、纪连海、王立群、马瑞芳等诸多名家都有过专门的“挑刺”文章，有的博文甚至措辞尖锐，用白平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微词’，是‘大放厥词’了。”
早在1980年，白平就已经第一次成功地挑了一本书的错。那时，正在念大三的白平，在读《元曲选》时，发现了书中几处问题，便一一整理成文寄给出版方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多位专家反复论证后决定，白平所发现的问题除少数断句外，绝大多数问题都将在该书再版时予以更正。大四期间，白平指出知名教授王力主编的大学教材《古代汉语》一书中的几处问题，再次得到出版方中华书局的肯定。然而这一次“挑错”，不知是不是因为“悬赏广告”的关系，中华书局和阎崇年都未对白平作出任何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