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結果与风尚。
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頻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隨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視野；
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徵,甚至酬謝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來說,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
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画授徒,以求「束条」的供養,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榮,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
究其原因,當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來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卖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画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並且頗有现实性的題材,包括傳統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內涵,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
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現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徵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題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當然就华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內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文可从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见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來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视法、結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颇具象徵性的表現,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結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徵的手法,请究內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較浓艳的色泽上,頗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現法的影响。
其四強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當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模拟的同类画作出現,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現出此画作其來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除了这些特点外,画家的作画数量也有大量生产的趋势,至今尚能检视的海上画派的画作,恐仍无法估计。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
在此可分为：
「民间画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篇章简逸之笔；张熊﹝花卉冊;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礼,习花卉,取迳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薰、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伪,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任薰,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献，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