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文学期刊被媒体曝出“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据《新京报》报道，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已责令《大家》杂志停刊整顿。此事引起学术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昨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号多刊”的现象在文学期刊界并不鲜见，业内人士对《大家》曲线救刊的方式表示同情和尊重，但同时指出，文化刊物陷入生存困境也有自身原因。
据悉，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刊的《大家》杂志，曾邀王蒙、汪曾祺、苏童、格非等作家出任栏目主持，也曾与《钟山》、《作家》、《山花》发起“联网四重奏”，共同推介了大量优秀写作人才和作品，在许多人印象中，《大家》代表的是对于文学品质的坚持和坚守。然而，去年，因为经济窘迫而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大家》宣布改版，希望能在提升内容品质的同时，刊物能良性发展。
曲线救刊值得同情和尊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家》副主编韩旭的无奈可见一斑：“我们做得很艰苦，压力很大，这些年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为了能让《大家》存活下去，不想让它改变，而是保持着它传统的样子来编辑出版。但我们常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尴尬的局面。”
《诗刊》原编辑、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大卫认为，这件事应该客观地看，“纯文学期刊本来生存艰难，适当搞点创收，也是自救，虽不合法，但值得理解与同情。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创收是否真正的反哺了纯文学期刊。如果真的属于曲线救刊，值得同情甚至尊重，如果这种行为不是为公，而是个人谋私利，则值得警惕。”
文化刊物陷入固定作家队伍怪圈
文化刊物《国学》主编李彬也在《大家》上发表过文章，对《大家》的遭遇表示非常关注。在李彬看来，《大家》被停刊，暴露了期刊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潜规则”，因为发行量和受众的限制，许多文化刊物都有一号多刊现象。
但李彬并不赞同把文化刊物的生存困境完全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种现状是文学的必然命运，文学本来就不是所有人都爱，生存艰难正表明了文学的常态。”
与市场经济下文学越来越边缘的观点不同，李彬认为文学刊物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一些文化刊物过分透支知名度，一味追求名家、官员稿件，久而久之陷入了固定作家小圈子的怪圈，一些优秀的年轻作家根本别想挤进来，这和文学关注人性、人情的本质相悖。普通读者长期看不到优秀作品，就会对刊物逐渐淡漠。而那些坚持文学纯粹的刊物，如南《随笔》、北《读者》，就因为多年的纯净，发行量越来越大。”（三秦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