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是正在上映的由郭敬明导演、编剧的电影。关于这部电影的风评，分歧很大。一花一世界，文学艺术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心灵世界、理想世界的一种表达维度。十八九岁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是电影《小时代》的取景场域，“80后”作家郭敬明虽年岁增长，从小说、杂志到电影，唱的依然是“青春调儿”，并且再一次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琼瑶小说、汪国真与席慕蓉的诗歌、小虎队音乐等不同时代青春文艺流传的本质。青春有自己的属性，无罪可原。但是《小时代》却让很多人看到了青春之外的东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不安。
就文艺作品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而言，电影《小时代》以及主创者接受采访时的胸臆直白，无比真切地表达了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虎视眈眈和一往无前的力量。物质是生命和生存的基点，美和价值也极大地依赖物质甚至存在于物质之中，今天，从理性和哲学的层面，我们都不会也不必讳言物质创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之有道的财富，帮助我们获得尊严和体面，但是一旦对于财富的炫耀和追求，成为一个社会较大人群尤其是已经摆脱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先知先觉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势必“喜言通俗，恶称大雅”。
在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艺作品对于物质和人的关系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探索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奉消费主义为圭臬，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学家钱穆说中国知识分子远从春秋时起，便以“在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里，探求一种人文精神，为其向往目标的中心”，知识的功能虽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而知识的对象与其终极目标，则早已大众化。将理想生活和知识对象致力于人文之共同目标，一切的追求和发展，都是工具和阶梯。今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言必称西”，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大化小，是对个性和个体人发展的剥夺和压迫。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常识：强调发展个性、发挥个体人的天赋特长的西方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和对于他者即社会大群体的尊重和奉献，通过宗教的层面上升到价值领域并获得共识、付诸实践。个体的“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质服务于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才有范蠡襄助越王勾践玉成其事引艳羡，无人属意陶朱公；才有书生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豪气干云，引无数名士竞折腰；才有恺撒“赤条条走进坟墓”，英雄的故事已经雕刻成不朽的史诗。立功，立言，立人，哪一桩是把个体的价值捆绑在物质的战车上？
青春可掠单纯之美，但幼稚是她隐形的伤疤。幼稚之人或有美感，文艺的幼稚和浅薄阶段则是必须超越的。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作家和艺术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类别，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作家、艺术家身处丰富、深刻、复杂、变革的大时代，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个体人的命运，哪一样不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样不值得去为历史立题？文艺创作实践是个体性行为，文艺创作的功能却具有公共性，文艺创作无视大的人群，无视创作底色的世界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作家、艺术家自身职责的放弃，也是对时代、历史的伤害和不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