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好处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可以增加，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更加协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企业需要转型。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技术含量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会逐渐增多，而劳动高度密集、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会逐渐减少，会带来经济效益提高。过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利润很低，提高产品的技术、资本含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提到产业转型，从危机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转型与调结构，但是经济的增长仍是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改革才能把调结构落到实处？
王小鲁：在产业转型方面，政府能做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需要企业做的。企业也是有动力的。我们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企业这些年在研发支出中占的比例一直是上升的，已经超过了政府的研发投入。企业应该是推动结构转型的主体。政府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改善市场环境。例如在研发方面，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个企业花很大成本搞研发，但成果得不到保护，很快被其他企业仿制，这会打击企业从事研发的积极性，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改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环境。此外，在中小企业融资、税制等方面也需要改善，总之，就是政府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此外结构调整并不只是产业转型，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恢复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平衡，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靠内需驱动的轨道上来。这又涉及到改善收入分配和改革一系列相关体制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近几个月西南干旱，加大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你怎样看待今年面临的通胀压力？
王小鲁：去年的货币供应和贷款增长很快，今年旱灾对农产品供应可能也会有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估计不会很严重。中国的货币供应与CPI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货币学派说的那么密切，而且往往过剩的流动性并不是流向商品市场，而是流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目前房地产市场是存在泡沫的。在商品市场上，由于目前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这实际上抑制了价格的上涨。
经济观察报：最近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外部压力加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小鲁：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美国储蓄过低，生产少，消费多，自然需要大量进口消费品，即使不进口中国的产品，也会进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美国自己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当然中国也存在相反的问题，消费率过低，需要调整结构，逐渐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使居民消费上升。这个问题也不是靠调汇率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