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穷。淡化GDP，不要为GDP的考核排名而纠结，一切工作要突出民生福祉为中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鲜明的施政导向。中国式的高地方债务背后的驱动力是GDP崇拜、政绩观和发展观，然而每一分钱的债务都是要还的，中国式货币创造所驱动的超级资产泡沫和膨胀的债务规模不断改写着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都到了该警惕的时候了
2013年12月30日下午，审计署公布消息称，截至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亿元。
这一次，审计署按国务院要求组织的审计机关5.44万名审计人员，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对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391个市(地、州、盟、区)、2778个县(市、区、旗)、33091个乡镇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这比以前公布的10.8万亿放大近一倍的数据。
地方债的形成有财税体制原因。在传统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不匹配，“想做的事太多，手里的钱太少”，“逼”着他们发债筹钱。官方对地方债的基本表态是“总量仍安全，部分地区风险较集中”，按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共债务占GDP标准的警戒线80%来衡量，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在可控的安全范围内，近年通过举债建设也积累了相当部分优质资产，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总量、经济发展现实需要是匹配的、适当的。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近两年，有一些地方新增债务规模较大，局部地区因负债率过高。特别是一些地方债务结构不合理，短债长用，期限错配。承诺的回报高、实际收益低、现金流差等风险增大。所以，此次在下大力气摸清地方债家底后，监管层首先要明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举债谁负责的责任机制。面对规模累积过大、局部风险较大的地方债，要考虑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从现在开始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建立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建立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预警。平台负债率过高的地方，要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防控在先，既要明确偿付责任，又要建立局部偿付困难时的应急兜底机制。
中国地方债问题不仅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也引发一些国际机构的关注。今年以来，穆迪、惠誉、野村相继发表风险提示报告。“末日博士”鲁比尼甚至明确称，2013-2014年，中国经济将会因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有大麻烦。面对这些言之凿凿的忠告，不能置若罔闻，更不能一概斥之为“阴谋论”和“做空论”。因为苍蝇不盯无缝的蛋，面对这些“矿井中的金丝雀”的预警声，倒是要深刻反思其合理的成分。持续数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下，累积了逾百万亿的货币存量和庞大债务规模，地方债巨额增长累积的风险不容忽视。
近两年，大量政府平台通过新型融资工具“借新还旧”，总体看，地方债规模并未因陆续到期而变小，总量实际上还在放大，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从银行手上接过旧债，通过发行信托或者理财类产品募集新的资金。之所以敢接手，因为相信“有中央财政兜底的隐性担保”，虽然管理层一再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但基于父爱主义保护的“儿孙欠债老子埋单”是个惯例，无论是财政体系还是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是这样运行的。这两年，地方政府的巨量债务因为不完全透明，摊子过大、负债过度问题开始显现，掺杂其间的“影子银行”和灰色金融引爆了多起理财产品兑付危机，信托类违约集中出现。如果巨额存量债务进入了新一轮循环轮盘，那风险的引信无疑是后延。
债务危机的本质是对信用的透支，美国人以其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正是过度放纵发债，让2008年变成了一座危机的纪念碑。次贷危机以来，许多美国地方政府因财政断流而破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猪各国”政府破产的骨牌效应让人触目惊心。相对于消费和膨胀的欲望，收入总是有限的，保持财政的收支平衡是治国持家的圭臬。如果无边界地负债，无节制地滥用杠杆，高杠杆虽然创造出了“令人晕眩的升腾不息的财富幻影”，但最终会饱尝到“金钱幻觉的痛苦”。
古人说，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穷。淡化GDP，不要为GDP的考核排名而纠结，一切工作要突出民生福祉为中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鲜明的施政导向。中国式的高地方债务背后的驱动力是GDP崇拜、政绩观和发展观，然而每一分钱的债务都是要还的，中国式货币创造所驱动的超级资产泡沫和膨胀的债务规模不断改写着新的记录，这一切都到了该警惕的时候了。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大，面对财政金融体系长期累积的系统性风险，还是要以更审慎、更如履薄冰的态度来面对，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也是摸清地方债的积极意义所在。(作者陈志龙 系资深报人)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