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看到汪晖抄袭的证据”
刘禾是“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签名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她收到本报记者的提问后表示：“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对90多位国际学者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信这一事做一些澄清。但是，网络把我的作用过分夸大，其实此信的发起者共有五人，其中美国教授白露 ( Tani E. Barlow) 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所以我认为，由Barlow 教授接受你的采访更为合适。”本报记者随即按照刘禾提供的电子邮箱向白露发信，7月19日，白露回复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王斑表示：“汪晖的事，本来可以用学术讨论和规则的改进来解决。但这件事的发起、后来的升级，针对的不是学术规则、不是专业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无法用媒体访谈的只言片语来说清。汪晖在多年前写的《反抗绝望》的引语中有疏忽，但媒体的炒作、论者的诋毁，离这个学术操作的问题越来越远。很多争论根本是聋子对话。汪晖学术和思想的成就，我坚信不疑。我今后会一直拜他为师。”
严海容解释自己参与“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签名的原因：“我参与这次签名是因为我认为一方面所谓汪晖抄袭的指责站不住脚，而另一方面一些媒体的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不顾舒炜、魏行、钟彪等学者严谨的文本论证，一味片面渲染指责，偏听偏信，叫人看不到‘客观’的职业道德，令人咋舌、震惊。”
严海容认为：“在我读过和教学中使用过的汪晖著作中，我从来没有看到汪晖抄袭的证据。至于信中所言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每个签名的人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对“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中提到汪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严海容认为：“在我看来，汪晖宽广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在国内和国际亚洲研究的学者中相当少见。他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关于海内外学界分析中国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折中处理‘内’和‘外’因素的分析、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根源的分析等等都具有原创性和开辟性。他的理论分析成为国际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难以忽视的声音。”
至于信中提到“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严海容认为：“这种影响对各人不一定一样。在我看来，汪晖的影响不限于他的具体的观点或论述，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看问题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路径，对学生和学者们思考中国现当代的问题有诸多的启发。”
“维护学术界的尊严和正气”
参与“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签名的刘绪贻说：“如果汪教授没有剽窃行为，调查结果可证明他的清白，保护好人；如果他有剽窃行为，就应该受到适当的批评和处分，以维护学术界的尊严和正气。”
对于“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刘绪贻认为：“我觉得这封信的格调远逊于63人联名的公开信。它好像是用赌咒发誓的办法，而不是用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来让人相信他们坚持的事实。两封公开信各执一词，这就更证明有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必要了。”
吴中杰是鲁迅研究专家，他认为：“关于汪晖涉嫌剽窃事，既然别人已经提出许多证据，事主所在单位理应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论证，如确系剽窃，应予处分，如不是，则应还他清白，一切离开事实的辩护、保证和斥责都是无益的。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所以我签名这封公开信，要求授予汪晖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他现在工作的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
吴中杰看了“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后认为：“这信中只有情绪，而无论证。信中对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大加推崇，并说是有什么特殊的‘荣誉’之类，但这些也不能说明剽窃之有无─这种评定是非的方法，就有如鲁迅所讽刺的他们那边乡下人所用的方法：赵太爷说的还会错？他家田地就有三百亩！田地的多少与讲话的对错何干？学术影响和学术‘荣誉’与有无剽窃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