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相，而不是沉默，才可能还汪晖以清白
———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专访
就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文指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论文涉嫌抄袭一事纷纷扰扰仍未平息之际，又有人揭发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涉嫌抄袭，抄袭事件似大有牛皮癣般在学术界蔓延之势。为了查找真相，杜绝抄袭，包括张鸣、张闳等63人在内的学者发起签名，要求中国科社院、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事件”；与此同时，另有包括海外学者在内94人签名的一封公开信，力挺汪晖，“谴责主流媒体干涉学术自由”。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笔者专访了参与“63人签名”的学者张闳———
介入“汪晖事件”的原因
秦一：您参与签署了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汪晖事件”的63人的公开信，什么是促使您介入此事的最重要原因？
张闳：维护学术公正，是任何一位学者的责任。“汪晖事件”在互联网上被搅成浑水一潭，看不到任何澄清事实的希望。相关的学术机构有责任去调查和澄清。
秦一：王彬彬认为汪晖涉嫌论文抄袭，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张闳：既然是“涉嫌”，就无所谓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有疑点的事情，我认为应该去澄清它。如果汪晖本人不能自我申辩予以澄清，那就应该由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来澄清。
秦一：您曾表示不清楚发起人是谁，那您不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吗？
张闳：我没有义务为别人的用心负责。
秦一：您认为“汪晖事件”会如何收场？
张闳：不知道。
秦一：“汪晖事件”将对学术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闳：这要看最终怎样处理了。如果相关人士和机构有勇气本着学术公正的原则正面回应，妥善处理，对学术界就会产生良性影响；如果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士和机构采取一味回避、掩盖、搅浑水等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那么，学术尊严和公正性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种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秦一：为什么“汪晖事件”引发了如此普遍的公众反应？
张闳：汪晖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公众关注度，而且此前几次有争议的事件(“长江奖”、《读书》主编更换)，都与他有关。这样一个人物涉嫌学术不端，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关注。
学术造假比学历造假更恶劣
秦一：以您对学术界的了解，您如何估计现在的学术造假的普遍程度？
张闳：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从顶尖学者到普通大学生，几乎每一层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学术造假”现象。此前，也常有这一类丑闻被曝光，被处置。但多数学术不端行为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对此，学术界和公众都早已忍无可忍。
秦一：当下大陆学术界的抄袭造假如此严重，您认为原因何在？
张闳：原因很多。其中比较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如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公正的学术仲裁和惩戒机制。抄袭者没有受到严肃的追究和严厉的惩戒，就会使一些人觉得可能有机可乘。
秦一：“汪晖事件”之后有唐骏的“学历造假事件”，最近有朱学勤被指同样存在学术造假的情况，您认为这是学术界或者是公众对学术造假的关注度提高了吗？您认为公众应该怎么看待学术造假？
张闳：学历造假跟学术不端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劣迹。从弄虚作假这一点上说，两者是一样的，一般公众可能会倾向于将两者混为一谈。但由于学术以求真为要务，因此，学者在学术上的造假和其他不端行为，虽然不一定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但性质上却更为恶劣。至于公众对学术造假的关注度是否提高，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是学术界要有一个基本共识。
秦一：您在博客上更新了一篇旧的文章，是讨论韩国黄禹锡学术造假的，那么您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可比性吗？您认为我国现在对学术造假的态度和韩国或者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应如何改进？
张闳：我谈论黄禹锡事件的目的，确实主要是针对国内学术界的。韩国学术界处理黄禹锡事件的方式，可作镜鉴。学术所要面对的，就是知识真理。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无论是什么人和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应予以严肃处理。这也是现代学术的共同原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伦理在学术上的反映，因此，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科学的‘求真意志’，并非依靠一两项尖端科技来体现，而是国民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成立有公信力的学术仲裁机构，制定公正、严格的学术评判机制，一旦遇到学术不端指控，迅速启动真相调查、评估、仲裁和处理，这是维护一个学术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可靠保证。
关于“倒汪派”与“挺汪派”
秦一：您是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那么您认为“汪晖事件”与他背后所代表的中国“新左派”有关吗？
张闳：也许有人会因为汪晖属于“新左派”而产生道德偏见和人格歧视。但我认为，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跟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派别，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证据表明抄袭仅发生在“新左派”身上。况且，被揭发出来的汪晖“涉嫌抄袭”的行为，并非自他被视作“新左派”始。
秦一：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有另一封94人签名的公开信表达了谴责主流媒体干涉学术自由的看法，您怎么看“学术自由”？您怎么看网络上有人把您列为“倒汪派”？是否真的存在“倒汪派”和“挺汪派”呢？
张闳：学术自由不是学术抄袭自由。披露和监督社会上种种不端行为，是媒体的天然职能，这其中也包括对学术不端的监督。学术并非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空中楼阁，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把媒体披露学术造假视作媒体干涉学术自由，这一说法无论出自何人，在我看来，都是一派胡言。两封公开信也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界的论争，因为它们根本不涉及任何学术问题。一封信呼吁有关学术机构尽快对有争议的学术指控作出公开、公正的调查，澄清事实，这才是正常的学术行为。这难道是在“倒”什么人吗？！另一封信则试图借助学术权威的力量来阻止这一行为，这倒是对学术公正的干涉。学术机构介入调查澄清事实真相的呼吁，本应该由汪晖本人来作出。作为当事人，他应该比任何人都需要真相。如果“抄袭”指控纯属子虚乌有，那么，只有真相，而不是沉默，更不是什么“国际权威”联名担保，或公共舆论的“挺”或“倒”，才可能还汪晖以清白。靠搅浑水来让事情不了了之，看上去可以暂时侥幸过关，但反而会让可能清白的汪晖，永远背上“抄袭者”的黑锅。当然，如果“抄袭”指控属实，那么，汪晖也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无论如何，在中立、公正的调查尚未展开之前，所有的指控都只能是“涉嫌”。同样，闭着眼睛不负责任的“联保”，不仅保不了任何人，恐怕连自己的学术信誉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