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中国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这是大 问题。这个问题的首要之义就是讲述者能否有新鲜的实感和敏锐的触觉，如何既内在性地观察中国当下，同时又能超越一己的经验作出更具历史感的判断。徐刚将讲 述“中国故事”的希望放在更年轻的“70后”、“80后”的作家身上，而我却并不这么乐观。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一直以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都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它不断地被人强调且深入讨论。文学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反映世道人心，把握时代脉搏，进而积 极触摸现实议题，这当然是其当仁不让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文学竭力向现实靠拢，通过故事的讲述对社会问题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从而激起公众的关注和反 思，这也是在“纯文学”的藩篱之外，逐步改变当下文学“边缘化”处境的重要举措。
我们对文学史稍作回顾便可发现，当代文学的魅力其实恰在它的“当代性”上，即执着地关注现实，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思索现实提出的问题。比如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我们夫妇之间》就讲述了新时代城乡伦理的嬗变与价值冲突，而“百花时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极为敏感地涉及新政权官僚主义的 阴影及其现代病症，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再比如我们在讨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时不得不提到《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 都是在形象化的故事编织之外，讲述诸如“入不入社”，走不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等事关现实政治焦虑的问题。6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皆要努力呈现各 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叙述。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的潮头此起彼伏，但无论是“伤痕”、“反思”、 “改革”抑或“寻根”，文学皆密切联系着现实的问题指向。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再到路遥的《人 生》等经典作品，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我坦诚融入那个时代，讲述一代人和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的故事，演绎出现实的矛盾与困惑、欢欣与苦痛，以及可喜的变迁和 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