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小川的诗歌生涯始于1937年的延安时代，但真正形成了他的主体风格和气象格局则是从1955年开始。由此往后，他写出了《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 军》《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祝酒歌》《西出阳关》，以及长诗《望星空》《将军三部曲》《两都颂》等，直至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时 间跨度约20年。这段时间说长不长，除去“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钳制，他诗歌的有效写作时间大约不足10年，却创造了一种经典性的“主旋律诗歌模式”。在当 下的诗歌语境中，“主旋律诗歌”已经有些暧昧，但在当时，它却体现着诗歌之于时代发展的深沉担当。这种诗歌模式的本质，就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和时代的潮头， 以一种富有召唤感的政论性诗歌形式，或带有新闻视角的敏锐发现与鲜活的在场感，对公民投身于国家建设大潮的召唤，以及对一线建设者和建设中蓬勃气象的赞 美。
显而易见，郭小川这种“政论性”的诗歌模式，直接启动了稍后的“政治抒情诗”的勃兴，但它与此后泛滥成灾的那类 “政治抒情诗”相比，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时代背景上来考察，此时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共和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始艰辛创业：数十万军队转业官兵向着北大 荒和大西北处女地拓荒挺进，玉门、柴达木、克拉玛依几十万石油大军在风雪荒原上开展大会战，东北的煤炭、重工业基地，西北的矿山钢铁工业基地在艰难中崛 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郭小川“向困难进军”的召唤，代表了国家与民族自强的时代心声。他将这一建设大潮作为时代的主旋律来赞美，更体现了一位诗人准确 的价值判断与眼力。
而郭小川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重器性的诗人，与他的自我造化密切相关。作为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诗人，他把自己的人生与所献身的事业系于一体，建立了从国家的立场上把握时代的宏观视野。但是，他随后却以纯粹的赤子情怀和为时代代言的使命感，把诗歌创 作视为更能发挥自己能量的事业，甚至选择了《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之职，以便更深入地伸展自己的时代感应触角，进而获得了从宣传、文学、新闻这三个维度去把 握时代的广度与深度。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诗人角色结构的质地密度问题。正是这种选择中的自我造化，使他集结出了同时代诗人中罕有的诗人角色结构的高密度，由 此鼎立起他“时代重器”和“国家重器”的气象与格局。他的那些代表性诗作，也由此灌注了与这一格局相应的气息与魂魄。
也 是在这一时期，郭小川还写下了《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这些被视作情绪低沉的长诗。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对于人性温情渴望的书 写，对于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微妙性的揭示，则是一种超出了时代限制的更为深刻的书写，体现了一位诗人在普遍人性层面上独立深入的思考，以及诗人的真 诚。与他同时代的主旋律诗人相比，这是一种更为迷人的独立思想气质。到了此后的《团泊洼的秋天》与《秋歌》时，这种气质则发展成了一种闪现着现代诗歌元素 的质疑精神和抗衡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