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作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余一鸣现在仍是一所学校的教师，得天独厚，总能找到一些其他作家没有的特别角度，去观察教育界的千奇百怪。他的中篇小说《种桃种李种春风》将教育体制与亲情伦理，以及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等交织在一起，看到可怕的教育体制是怎样左右着人们的，从老师到学生，再到家长，到社会各级领导，都在围绕这个可怕的教育体制团团转。小说中的老陈书记说，中小学在孩子身上埋下的病毒终将伴人一生。这是一位长年在中学当老师的作家发自肺腑的感慨。毕飞宇近些年也写了好几篇反映教育问题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虚拟》同样是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蜕变背景下来讲祖父的故事的。祖父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他满足于“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但当他去世后，并没有出现花圈铺天盖地的期待。毕飞宇准确地抓住现实中的一个场景，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情感冷漠和信仰消失的可怕程度。女真的短篇小说《儿子上树》则是通过孩子反常态的行为，给司空见惯的教育常态扔进了一颗石子，激起浪花，其构思另辟蹊径。
关注精神现象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
精神现象始终是蒋韵的关注重点。她在中篇小说《晚祷》的创作谈中说，她“想写罪与罚，想写不可救赎不可赦免的某种决绝承担”。小说主人公有桃因为不能原谅自己小时候的一次过失，一生都在折磨自己。癌症晚期的有桃来到法国乡村的小教堂。教堂晚祷的钟声感动了有桃，她面对神坛说出了内心的秘密，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石头。蒋韵的意象来自法国画家米勒的著名油画《晚祷》，画家将宗教的神圣感融入到土地和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神圣感。也许正是这种意境触发了蒋韵的写作灵感，她让她的人物最后获得了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感。
弋舟也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他以刘晓东为主人公连续写了三部中篇小说，从《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再到《所有路的尽头》，弋舟以刘晓东为线索，几乎书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史。《所有路的尽头》中有个诗人尹彧，“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邢志平在女友尚可所写的《新时期中国诗歌回顾》中找不到尹彧的名字。他被告知，尹彧当年的诗“不足以进入文学史”。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弋舟在这篇小说中最核心的隐喻——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让整整一代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却轻易地被当代人从历史中抹去。
塑造人物仍然是中短篇小说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石一枫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暴富，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相反，他指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怜之处。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或许也是最大众化的生存哲学。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终于失去了自我。这大概就是石一枫给小说取了这个名字的用意吧。须一瓜的中篇小说《老闺蜜》中的两个老太太活灵活现。作家以小见大，从日常的琐碎入手，揭示出普通人的空虚无聊的社会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