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较之前两年算是文学“小年”，这并不是说作品数量少或者质量下滑，而是说并没有特别醒目的表现，很大程度上，题材、风格、思想理念在循着惯性的轨迹稳步向前，这多少有些让人不满足。
因为种种机缘，从7年前开始，每年我都会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一个年度综述，虽然以一人之力，几乎不可能读完每年产生的大量作品，但以小说为中心，也尽量将所能接触到的各个民族作家的重要作品做一个述评式的梳理，并且试图提炼出一些个人看来值得讨论的问题。事实上绝大部分作品很显然在时间的淘洗中会泯然无闻，但是总可以为当代文学史存一份现场档案，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学现实生态的一部分。
如何想象生活
如同前几年已经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式叙事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已经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书写模式，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将某个族群及其聚居地(常常是农耕或游牧共同体)表述为一种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和他们的生活遭受来自外部的无法抗拒的强力掠夺，从而形成创伤性的文化记忆、生命体验和伤痛感受。其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将某一个文化传统具象化为日暮西山或者垂暮衰朽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弥漫在文本中的是挥之不去的忧郁与颓丧的情绪。这本来是现实遭际在文学中的自然反映，但一旦这种叙事获得成功之后，它仿佛就获得了示范效应，进而启发了此后一系列相似的文本。这固然是各个少数民族当下普遍面临的处境和心理反应，却不是惟一的，因而在当下的大量文本中重复式地出现这一叙事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写作上需要警惕的症候。
杨文升(苗族)的中篇《野猪坪轶事》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性丧失的挽歌。野猪坪被叙述为封闭式的空间，它自身没有发展的动力，也失去自我更新的信心，在繁荣的外部世界的吸引下，人们纷纷远离而去，这种内外交织的双重冲击让野猪坪世界充满了忧郁凄怆的氛围。留守的妇女与老人信仰空虚，怀念想象中黄金岁月般的过去，为此小说通过刻意营造的仪式性细节来标榜对于传统的守望。这是对于村庄衰落史的哭啼叙事，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或痛哭、或垂泪、或号啕、或歌泣、或呜咽的情节，但是新社长是个瞎子，而“上面”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又因为被狗咬伤而离去，这两处形成了内在的隐喻：古老村庄已经迷失了方向，而又拒绝外来的改变。小说在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中把农民的社会关系切断，让他们成为一个个孤独面对残酷命运的单独个体，从而在现实主义的表面下形成了一种神话叙事。这种写法关乎我们时代小说的一个重大命题，即我们如何来想象生活。
显然，上述叙事模式中的现实想象是以过去为价值旨归的，或者说在遭逢变革时是以退守型的“不变”为情感皈依的，古老的智慧被赋予了毋证自明的价值。这种价值惟一不能解释的是为何自己会在现代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完全没有回环余地，作家们似乎也仅仅停留在描摹现象，而没有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因素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让“传统”本身空洞化了，成为了一种抽象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