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层出不穷的此类家族相似的故事，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惑：难道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都丧失了应对现实的能力了？面对现实的冲击时，是否除了“向后看”，还有另外的维度？
任何题材本身都不会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一种题材文学化地处理为一个命题。如果想象力过于集中于某一个点，那其实也就是想象力自身的窒息。描写老人、衰败的乡村、沦陷的草原、生态和精神双重失衡的山寨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2014年也有很多这类作品，比如陈川(土家族)的《相伴》、忽拉尔顿·策·斯琴巴特尔(蒙古族)的《老人·狗·皮袍》等。他们多数讲述已然世界的故事，没有追寻应然世界的欲望。这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失：即作家们更多注目于自在的自然，较少在意主动的自由，这就无法形成一个能动的主体世界。
另外一些城市现实题材的短篇作品，如钟二毛(瑶族)的《旧天堂》写的是深圳城中村里的二手书店“旧天堂”，其实也是讲述都市中的文艺空间和功利化时代中逝去的“旧天堂”。小说采用了人、树、新闻报道的不同视角，让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得以全方位呈现。陈铁军(锡伯族)的《谁住二单元九号》是当代城市浮世绘，住在三单元九号的主人公总是莫名其妙地被走错门的送礼者登门，他一边不得不收下形形色色的礼品，一边猜想着二单元九号的“贾主任”的权力地位，直到最后贾主任锒铛入狱，也没有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出了什么事情。严英秀(藏族)的《雪候鸟》让人想起麦克尤恩的《赎罪》，她在细腻的感伤主义情调中融入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与自省，让青春年代的情伤转化为人到中年的原谅，在出走与归来的时空变换之中让心理的成长自然地展现出来。人事恩怨的纠葛伴随城市化的进程，覆水难收却又水银泻地，接受命运的哀歌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恋曲。这些作品同样也存在着那些边远乡土题材作品类似的问题：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力图成为世界的认识者与局部的解释者，却没有人企图自己建立一个文学世界或者通过文字改造日常生活中的世界。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缺乏生活经历，也充满各种异质性的文化经验和丰厚的文化传统，但这一切如果要在文学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世界观做支撑。
不惟书写现实，在想象历史时，也同样要直面这个问题，世界观在这里表现为历史观。重写历史也是近年来的文学热潮，少数民族写作在2014年也出现了较多此类作品。比如，马瑞翎(回族)的长篇小说《怒江往事》以亚哈巴的一生交织茶山、批提的故事，反映怒江峡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变迁，展现怒江两岸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历史。羊角岩(土家族)的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则以长阳土家歌王田钟乐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清江两岸人民20世纪从土地革命、国共合作，到“文革”、新时期以来的生命历程。从人物到情节都类似于余华的《活着》，小说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活着’”。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倒是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百无一用、总是亏欠别人又总是在忏悔中自我原谅的人物，他代表了历史中绝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没有树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因而仿佛是个历史的局外人，被命运的浪涛不由自主地颠来覆去。这里涉及的是自然与道德、合于道德与出于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些随世沉浮的人物是自然的，却不是道德的，用康德的话来说，他们的行为合于道德，但却不是出于道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自觉的、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作家如果要从日常中超越，必须赋予自己的人物以自由的意志，让他听从内心的律令，自主地行动。所以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关键的是对于历史的态度，作为一个社会人，人物一定是尊重客观的历史，却又有种创造历史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