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独特性往往与现代化进程的一体性之间构成张力。在这样的结构中，地方如何自处？韩伟林(蒙古族)的《遥远的杭盖》也许暗示了一种可能。原本青梅竹马的厚和与图雅因为误会导致分手，这本身是一个平常的情感故事，却因为与“围封转移、退牧还草”的城镇化过程密切相连，从而具有价值观冲突的色彩。厚和固守草原，因为他只喜欢放牧，这种行为中隐喻着游牧传统的失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情节和前情，很大部分是由厚和与图雅彼此互发的短信来推进和揭示的——厚和虽然排斥进城，却不排斥现代科技。遥远的“杭盖”作为一个渐行渐远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应对今日的变局呢？两个人最后各自找到归宿，却依然保持了友谊，这以温和的态度显示了不同价值观共存的可能性。
从故事到小说
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是现代小说文体的要求，然而故事如何转化为小说，却需要文学技巧，这就是常言所谓的“文学性”问题。复杂的中国多民族现场并不缺少故事，但许多故事却因为缺乏细节描写、思想提升而颇为令人惋惜地没有成为高质量的小说。光盘(瑶族)的《酒悲喜》中，旅游景地沱巴的夏家自酿的酒虽然品质很高，却没有品牌，不得不借用“白虹”的酒瓶，结果假酒倒比真酒受欢迎。这是个具有轻喜剧色彩的故事，颇具娱乐性。何炬学(苗族)的《收账员小芳》的现代都市传奇，透露出男人对于一个独立自强女性的猜测和想象。李光厚(苗族)的小小说《鸟嗜》更接近于“故事会”式的讲故事，于文学性表达上不免有所欠缺。许多此类小说的共同缺陷便是满足于讲述一个“好故事”，却忽略了成为“好小说”的诸多素质。
相形之下，孙春平(满族)的《耳顺之年》在处理材料上显示了圆熟的技法，土地利用管理处副处长那厚德年届退休之际，家中老母病危，而单位也正面临换届改选，两条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刻画了一个在家中尽孝悌、在单位忠职守的普通官员形象。作者在针脚绵密的语言与心理描写中，将一个中低层公务员的人情世故、道德操守如实道来，底子里蕴含着对于传统美德的褒扬。于晓威(满族)的《房间》在技巧上也颇为讲究，是个构思精巧的短篇。原本打算帮助朋友刘齐解决家庭矛盾的陶小促偶尔窥见朋友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的隐情，但这个隐情又在双方各自的盘算中变成了一个刘齐可能永远无法了解的真相。小说饶有兴味地对心理的精细刻画显示了一个当代市民曲折幽暗的内心，这种回环曲折的心理本身才是造成外部故事得以发生的动因。说到底，技巧与形式本身其实也是内容与思想。
而于怀岸(回族)的《一眼望不到头》则讲述了一个现代聊斋的故事，县图书馆馆员武长安“文化下乡”送电脑的开头看上去很写实，然而当他被雪困在西卡村的时候，小说的风格忽然变得写意乃至诡异起来。夤夜而至的美少女向小欣对于走出“一眼望得到头”的封闭乡村的向往与武长安走出庸常烦琐的日常生活的向往形成了同构，但正如武长安希望通过文学出走失败了一样，向小欣在最后被证明是早已死去的女子的鬼魂。作者在处理这个奇异故事的时候，并没有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手法，而是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志异”的一脉，让文本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惆怅。这样的小说可以称得上中国气象与民族风格现代转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