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现象，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黎族诗歌值得一提。他们的诗歌没有玄言、摆脱颓靡，将清浅的口语转化为抒情性言词，别有一番南来之风的湿润气息。谢来龙(黎族)的诗集《乡野抒怀》中，黎族的文脸、大风村、昌化江、霸王岭、微波岭、大角山、木棉树都是抒情感怀的对象。这些诗歌并无特异之处，但却是一个日常诗人的写作。在1985年的《诗人的进击》中，他还以青春的激情呐喊：“繁星高悬于天空/灵魂长啸于森林/目光闪耀无休止的思想/血脉之河铿锵作响/想象飘飘为白帆/情思挥舞为长橹/宇宙万物为航船/我们要进击蛮荒”。到2004年写作《诗心》时，已经是：“步履纵然忽忽/人生岂能迷惑/诗心行走在繁忙的公务中/真善抚平浮躁的思绪/周围的一切会因你/变得和谐美丽”。正是这种平凡诗意让庸常的生活变得偶尔灵动起来。
金戈(黎族)的诗集《木棉花开的声音》是一种抒情小夜曲式的集锦，就像他在《我愿是山间的一条小溪》中写道的“我愿是安静的小泉眼儿，/哼唱小曲度过白天黑夜。/没有谁规定声音的高低！”他写午后的梦、乡村的夜晚、木薯地、拾贝人、椰子、夜来香……都是清新可喜的。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诞生地一样，远离主流之外，自成一格。郑文秀(黎族)在诗集《水鸟的天空》中，以“大海的儿子”身份畅言：“我为我的诞生而骄傲/为我的到来而骄傲/我相信，我所有的听众——/高山、森林、河流、天空/还有远方的城市/能理解我跨越的呐喊……”
与上述几位黎族诗人带有海南岛水汽的诗作不同，杨启刚(布依族)的诗歌以鲜明的南高原乡土美学风格著称。他的诗集《打马跑过高原》确实充满了西部、乡村、云朵的意象，但同时也有许多记事、纪实、充满现实关怀的诗作，比如《抗冻救灾诗歌三部曲》《在生活的边缘》等，体现了一个有着入世情怀诗人的悲悯与责任。《低吟或晚唱》则是他的散文诗合集，他娴熟地将抒情与叙述、写意与刻绘、讴歌与酬唱融汇起来，在更为自由而又开阔的文本中抒写所见所闻、所行所感。杨启刚的散文诗题材开阔，但是最成功的无疑还是他对熟悉的南高原的颂歌，那是对于故土和地方文化的祷词。
西南的妩媚巫风与刚烈果决则体现在出身黔渝川一带的诗人那里。末未(苗族)的《黔地书》中直言“乌江不要人类的哲学”，它聚焦白鹭洲，为其立传；关切文家店，在那里怀古；行走六景溪，缅怀大地与母亲；穿行在毛南族的文化长廊，陶醉于卡蒲的篝火，那些古寨“把我从远方带来，又把我带向远方”。意象直观，能迅速又不露痕迹地跳入抽象的哲思。冉冉(土家族)的《雾中城》则将峭拔、明丽、犀利的词语以极简主义式的手法组接起来。有时候，诗人直抒胸臆：“我们共用两件嫁衣——爱和谅解/我们共有两个女儿——谅解和爱”；有时候，她又婉转含蓄：“涨水之前/这些鳊鱼全是草鱼/那些草 结网的乱麻 波涛的骨架”。雾中的城池幻化为心底的玄思与妙悟，锦心绣口，余味无穷。吉狄马加(彝族)的《我，雪豹……》，这首献给动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夏勒的长诗，以彝族文化所赋予的主体视角与雪豹这一自然物种融合，观照目前成为全球性话题的生态问题。生态这样的普遍性议题如何转化成诗歌表现的内容，诗人做了自己的尝试，在独特的美学方式中寄寓了具有共通性的忧思，显示了“诗”作为“思”的方式的生动显现。这已经超越了地域诗歌的局限，或者说地域性之中本身包含了世界性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