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有着悠久广阔的民间故事传统，比如藏族民间的尸语故事，它们缘起于顿珠为了赎罪，按照龙树大师的指点到寒林坟地背取如意宝尸，但是背尸的过程中必须缄默不语，否则尸体就会飞回原处。尸体一路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顿珠总是被故事所吸引而忘记禁忌，开口说话，不得不一次次返回重背。在这个来来回回中，宝尸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一样，让一个个精彩故事莲花般绽放开来。万玛才旦(藏族)翻译的《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将尸语故事用简洁明朗的汉文呈现出来。
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诸多短篇就吸收了民间故事及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与思维的营养。这些小说虽然并没有直接书写佛教和苯教式的思维观念，但是它们那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却隐约地弥漫在文本之中。这使得他的小说游离在严整的结构和因果链条之外，充满了不可索解的谜团、诡异奇谲的逆转和出人意料的消失。许多时候惯常的故事“结局”不再存在，而成为一种事件的“停止”，一种在浩瀚无垠、广阔无边、幽深无比的生活和命运中短暂一瞥后的印象留存。在他那里，试图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释生活，或者对未来和未知做出承诺和预测是一种渎神行为——他能做的是讲述“因缘”。比如，《第九个男人》是一个类似于《百喻经》中的抽象故事。雍措最后的出家，正是经历了9个男人所代表的世间万事后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指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体悟。《八只羊》中甲洛和老外之间的交流与误解，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恒久的命题。
万玛才旦的个案似乎可以提供一种启示，即少数民族文学在面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资源时，创造性地继承这些遗产，将它们重新激活，胜过跟随时风去编织无根的街谈巷议。
南方与地域诗歌
诗歌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类。今年发表的鲁若迪基(普米族)的《高处低吟》、赛利麦·燕子(回族)的《比纸白的水》、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的《玫瑰赞》、单永珍(回族)的《青藏册页：众神之山》、姜庆乙(满族)的《蜻蜓》、东来(满族)的《审视灵魂》、北野(满族)的《承德：我的乌有之乡》、徐国志(满族)的《种回故乡》、曹有云(藏族)的《诗歌，词语，春天》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南方少数民族诗歌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中都具有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某种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存在。四川诗人发星主编的《独立》第23期推出的《大地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十四年纪念专集(2000-2014)》就是一个多民族诗人集体性的亮相。彝族诗歌尤为值得一提，它们已经形成集束性的影响力。2014年3月，比曲积布创办了民刊《蓝鹰》，9月在宜宾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地域诗歌写作笔会”。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11期推出《诗与思的风景——21世纪彝族文明谈录》，访谈了以彝族为主的49位诗人，是观察彝族文化人心灵轨迹与创作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少数民族边远文化群落的典范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