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桦的《世纪病人》唤醒了我们的青春记忆，可以说是一个思想标本，因此不容忽视。晓桦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诗人，讴歌着理想和青春，《世纪病人》则让我们发现，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理想。《世纪病人》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面对世俗的喧嚣，其文学理想似乎不合潮流，但他孤傲地坚守着，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名孤傲者的精神自白。
孙颙继承了海派文学的启蒙叙事一脉。他的《缥缈的峰》既写了上海的高楼大厦，也写了上海的里弄，并通过两家人的恩怨勾连起从“文革”至今的社会思想变迁。海派文学启蒙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面向未来的眼光。小说主人公、优秀教师赖一仁投身商界，开发软件，就因为他发现在现代化的时代，创造比立言更加重要，互联网必将推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使孙颙的启蒙叙事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王跃文不仅是官场小说作家，他的写作路子很广，而且是有温度的，这一点在他的《爱历元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两位年轻人的爱情虽然在社会风云的侵蚀下出现危机，但最终他们经受了考验，共同提议将他们相爱的那一天定为“爱历元年”。我以为，这个词语就是王跃文最伟大的创造，他写这部小说也是期待今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自己的“爱历元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爱的世界。徐兆寿的《荒原问道》是一部理念小说，作者是一位学者，与其说他在写小说，不如说他在写精神自传，他在不断地追问：知识分子的“道”在哪里。
写实掘进
虽然我推崇写实突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写实就是该抛弃的写法。恰恰相反，写实传统仍有强大的生命力，2014年，不少作家坚持写实传统，继续向纵深掘进。因此，写实突围与写实掘进是齐头并进的事情。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显示了“70后”作家在写实方面的成熟和老练。作者尽管在小说结构上作了一些创新性尝试，但小说最终是靠写实性叙述来支撑的，因此它被称为“‘70后’小史诗”。严歌苓具有强悍的讲故事的能力，她从来不依赖形式上的花活，而是充分发挥写实的魅力。她有着跨文化的优势，能将东西方文学不同的写实方式巧妙地化为我用，形成了一种左右逢源的写实能力。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写赌场生活，悬念丛生，细节逼真，情感动人。阎真的《活着之上》带有阎真特有的自省，延展了《沧浪之水》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拷问。
写实传统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乡土叙述上，但正因为如此，要在乡土叙述上有所掘进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关仁山的《日头》、刘庆邦的《黄泥地》和叶炜的《后土》都是值得一提的乡土叙述小说。《日头》是关仁山“土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仍然围绕土地写农村的变迁，新作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写新农民的精神裂变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小说中还有不少魔幻内容，可以看出关仁山也有着写实突围的焦虑。但真正成就这部小说的还是他对乡村的逼真书写。刘庆邦的《黄泥地》继续讲述家乡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刘庆邦对农民的心理有着更深入细致的刻画。“黄泥地”的标题表达了作者的叹息：传统乡村清明、淳朴的人际关系就像陷入了黄泥地中，拔也拔不出来。叶炜的《后土》完全承继了上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传统，叙述平缓，细节绵密，地域文化色彩浓厚。
荆永鸣在《北京时间》里，还是以他特有的“外地人”的眼睛看北京，他看到了时间流逝中的变与不变，看到了和解与宽容。写实的荆永鸣也因此提供了都市叙事的另一种角度。刘心武宝刀不老，其刀刃便是准确到位的写实功底。在《飘窗》里，他透过飘窗看外面的世界，飘窗虽然是个人化的小视角，却非常接地气，从这里看到了人生百态。作家写小人物，却怀着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