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今天已届古稀之年，在50岁之前，她对自己作为知识女性的才情与天赋从未有过清晰洞察。汉娜本人的故事可说是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中上层社会女性探求与改变自身命运的经典写照。她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无法写我自己，这就是我为何写他人的原因。”
汉娜在洛杉矶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个汽车零件制造商，母亲一心希望自己美丽的女儿将来嫁个好老公。犹太裔出身的汉娜与她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是被当作完美的太太、体面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来培养的。上世纪中期，正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年代，汉娜也步入她人生的黄金期——青年时代。中学毕业后，虽然汉娜非常想上老牌的著名文理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但父母并不希望她将来做一位女学者，而将她送入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决定最终使汉娜成为若干年后她第三位传主宋美龄的学妹(宋美龄曾于1913至1917年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就读)。就这样，相隔38年的机缘巧合将东西方不同肤色、种族女性的命运暗中缔结在一起。
在韦尔斯利读三年级时，汉娜嫁给了一位金融家，这段美满的婚姻持续到她35岁那年，其丈夫因心脏病发作猝死。4年后，汉娜与著名电影家艾伦·帕库拉结婚，他是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制片人，也是《索菲的抉择》、《水门事件》等名片的导演和编剧。当帕库拉先生拍摄电影《水门事件》时，汉娜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传记写作。虽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但她能自律，极具耐心，且求知欲旺盛。她花了七年时间沉迷于巴尔干历史，为的是写作她的首部作品，玛丽女王的传记《最后的罗曼史》，这部作品1985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多次再版。那时，汉娜早已步入中年。
汉娜有着天然潇洒的社交风采与自信，但要想成为一位作家，她仍感觉心虚。她的导演丈夫给了她信念上的强力支撑。 汉娜回忆说：“他给予我足够的空间去尝试。那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恩赐。无论成功与否，他都对工作这件事本身保持着敬意。”
1998年11月，汉娜的第二任丈夫——成就卓著的艾伦在70岁时死于纽约长岛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车祸。那之后，她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为撰写宋美龄传，汉娜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并从书信、回忆录、论文集与公共文史档案中寻找资料。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最后的皇后》终于面世，引起强烈反响。书中引用抗战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名记白修德的分析，“国民党的行止在外表上看似乎很完美，唯错在领导阶层腐败，秘密政治之残忍，和无法兑现承诺，吸干了中国人民的骨血眼泪”，念及宋美龄为何饱受西方教育，却对丈夫的独裁统治无任何制约，以至于他的执政党迅速沦为一个低效而昏聩无能的政府，作者“总不免感觉她离开韦尔斯利之前，并未能真正学到多少关于西方民主精神与政治的精髓，倒是在麻将桌前虚度了许多大好午后光阴”。
在这本书里，汉娜也对她的新传主——宋美龄表达了女性的同情，认为宋美龄作为一位风姿绰约、怀着新思想的新女性，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她所面对的时代，依旧将女人视为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早有妻室，在婚前就染有性病，因此她不得不独自探索生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