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一部《三国演义》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而且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来形容更显客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