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至偏远的安顺场，帅士高正在渡口边摆渡。一个好心的亲戚一把拉住他，悄悄告诉他：“帅老幺，快些跑，刘家军要来抓你了。”帅士高这才知道，敌人的抓捕名单上第一个赫然在列的就是自己。在送完一船过河的乡亲后，他赶紧上岸，告知当初帮助红军渡河的那些船工，大家认为只有避祸远走才是上策。很快，帅士高与船工们逃离了安顺场，使前来抓捕的敌人一无所获。转眼间15年过去了，大西南已经获得了彻底解放。1950年初的一天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在百忙中接待了来访的彝族乡亲。交谈中，他获悉帅士高与那些大渡河船工们因帮助红军至今仍流落他乡的情况后，果断做出决定，组织专人寻找以帅士高为首的那些老船工，尽快让他们返乡安居乐业。安顺场地处四川石棉县，是个汉彝杂居之地，解放初尚属西康省建制（西康后被撤销，并入四川）。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62军政委的廖志高在得到刘伯承的指示后，立即组织专人赶往安顺场开展寻访工作。工作组经过调查寻访得知，当年护送红军渡河的60余名船工中流落他乡的尚有近20人，多年来他们飘泊在外，隐姓埋名，以打短工、跑马帮、淘金矿谋生，更有流落到彝人部落，给黑彝奴隶主当了奴隶娃子。可大家对帅士高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自从他离开安顺场后就再没有任何信息，其家人也深受迫害：父亲被国民党石棉县政府关押了3个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几年后，父母亲带着对帅士高的无限牵挂相继离开了人世；哥哥、姐姐则背着“通匪”的罪名，在战战兢兢与极度的惶恐中艰难度日。大家的心情非常难过。以帅士高为代表的这些老船工，是中国革命关键之时的有功之臣，一定要找到他们。这年秋天，工作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使流落他乡的20余名船工陆续回到了安顺场，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令人牵肠挂肚的帅士高却音讯全无。工作组想方设法寻找了数月，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去。
1952年春，刘伯承到北京开会见到彭德怀，告诉他当年帮助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船工帅士高因避祸流落他乡，至今寻找未果，两位老帅商议后再次指示西南军区的同志，一定想法找到帅老幺（帅士高）。指示下达到西康军区，可接连几次组织的工作组进山寻找始终未果。正待大家踏破铁鞋、寻觅无迹时，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的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在无意之中有个惊人发现。
冕宁县大凉山嘎基彝族部落是一个世袭的黑彝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国民党匪特潜入该地，煽动彝族上层头人武装叛乱。时任西康军区副政委的鲁瑞林亲自带着民族工作队与进剿大军来到了嘎基部落。此时，嘎基头人已经带着家族武装与国民党匪特进山为匪，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奴隶。这时，一个奴隶娃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面容清癯苍老，一头乱发蓬乱不堪，左眼已经失明，终日少言寡语，披着一件勉强遮身的蓑衣栖身在嘎基家的牛马棚中，睡觉、吃饭都在一旁的稻草堆上。工作组得知，这个没名没姓的奴隶娃子其实不是彝族人，而是流落到此卖身为奴的汉人，平时的主要活计就是替主子放牧牛马，地位比一般的奴隶娃子还要低。由于常年睡在牛马棚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潮湿的地气熏瞎了，才40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花甲老人。与其他奴隶娃子接触需要通司（翻译）才能进行沟通，而与他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当得知工作队就是当年的红军时，这位奴隶娃子很激动，主动说起自己当年为红军抢渡大渡河摆渡时的情况，还积极为工作队介绍情况，带路进山剿匪，帮助发动群众。他的事迹被一名随军记者知道了，采访后写了篇报道。很快，这篇报道被送到鲁瑞林的案头等待签发，鲁瑞林看完报道后大为激动，这不就是西南军区让他们寻找的那位大渡河老船工帅士高吗？在确定无误后，他一面将情况通报回西康军区，一面立即派人将帅士高接到雅安。就这样，在流落他乡17年后，帅士高回到了久别的家乡——石棉县安顺场。当地政府对这位革命的功臣很重视，派专人将他送到成都治病。遗憾的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那只眼睛已经永远地失明了，身上的其他病则得到了有效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