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能够确定的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阎明复，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于阎的说法。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藉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他回忆，宋黎过说，当年宋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共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达到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反对之后再来采取。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学者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准备功夫；8月9日毛泽东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月个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共产党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