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家推测说，共产国际回电距离中共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党之后，又劝其退党。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入党。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央指派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叶剑英，而叶却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入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中共的组织关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诉共产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但“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入党；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因为叶剑英还不具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共产国际来电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经了解了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后，因为担心拒绝吸收张入党可能对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故未能就拒绝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叶因此在由陕北动身前往西安时也并未得到确切的拒绝吸收张入党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由于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指导机关，且这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要想根本改变自身危险处境和取得苏联援助，也必须要指望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国际明确表态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时，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很难阳奉阴违，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张学良入党。可为有力佐证的如中共中央此后发展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例子。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为治疆以来即奉行亲苏政策，一直颇得苏方好感。故当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时，中共中央自然认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较大，故准备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时，共产国际同样表示反对。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他们还是派任弼时当面向盛世才婉转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当然，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