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而此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仍须长期安全保存。上海戈登路1141号（文件保管处办公所在地）当时还比较安全，暂不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当时，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示威游行、撒传单等公开活动。因此在同外界的联系上，由妻子韩慧芝负责，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为防不测，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老妇人的儿子是个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共产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照例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当时，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