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虽然会根据疾病最主要的特征为其命名，但一般来说，还是会把不同的传染病全丢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对民众而言，高传染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是细菌或病毒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瘟神作祟。”
不过，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细菌学的建立，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不再同一而论。人们不会再愚蠢地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内的“请神”活动，也不再单纯地在这些传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弃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顾、阻断交通等方式的隔离。
“现在，可能还会采取尽量减少外出等的隔离，但2003年SARS流行时，人们还是在努力找出病毒，尔后制造出特效药物。” 李玉尚说。
谁都不是旁观者
虽然现代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在与传染病的对峙中增添了几分获胜的几率。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快捷，诸如SARS等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急剧扩大。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传播模式，非传统时代的疫情传播所能比拟，是基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 李玉尚指出。
但讽刺的是，10年前这场SARS流行之初与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际，很多民众的旁观者心态却是惊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报》扮演着“遥远的旁观者”的角色，人们带有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后，当疫情传入香港，上海面临轮船输入鼠疫的可能性时，他们才由旁观者变为当事人，展开积极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着“远观”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同时，李玉尚也请大家注意：从20世纪五六十年之后的副霍乱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传染病方面承平日久，因此对于传染病监控有些放松。而这或许也是SARS让2003年的国人猝不及防的一个原因。
2003年暴发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们：未来，人类还将会面临许多新的传染病，所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仍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能，绝不能放松。
而“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普通民众，也都已经从SARS之役中累积了快速应对的经验，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带给中国人最大的教训，这种教训也是一种财富，需要铭记”。李玉尚说。（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