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小掌故
“贞节”，又叫“贞操”，在传统的观念里说的是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传统道德。这种对处女贞洁与寡妇贞节的重视，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具体形成于哪一年，大概是在私有制确立、一夫一妻制形成以后。当时的贞节观念是针对男女双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的持续期间内所要恪守的道德规范，既不允许男子另觅他欢，也要杜绝女子红杏出墙，否则就会被视为“禽兽之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这种贞操可称为“夫妻之贞”，这应该是最早的“男女平等”。
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逐渐地，贞节成为对女性忠贞的专门要求。《史记·田单列传》说：“贞女不更二夫。”《列女传·宋鲍女宗传》：“妇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道出了“贞”意，就是女子要对男子忠贞。相反，很少提及男子也要对妻子忠贞的男女平等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当时很多人认为贞洁比出身门第更重要。到了秦汉时代，这种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许是秦始皇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佳丽于一身，不能一一宠幸，又担心他们红杏出墙，因而到处宣扬贞节，到处巡视刻石作记。秦山刻石记：“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碣石门刻石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汉代更倡贞节，对贞妇诏赐玉帛，旌表贞节。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对贞节观念淡薄，因而，唐朝女子红杏出墙的事情就特别多。《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太宗女儿合浦公主下嫁给房玄龄子遗爱。一次，夫妻俩畋猎时遇到辩机和尚，公主“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又智勖和惠弘两位和尚以及李晃道士“皆私侍立”。中宗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崇训死后，“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肃宗女郜国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萧升，萧升死后，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李恽、太子詹事李升，皆私侍公家。”如果说公主淫乱未见严惩，是因为挟其势位，而有些官僚夫妻双方都自找情人、婚外私通，就更能直接说明唐代名节之轻了。
但是，到了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使得对女子贞节的重视蔚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的程颐、程颢和朱熹都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代表，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宋元之时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广告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明清时代，人们对贞节观念十分重视。顺治十三年清世祖亲自编纂了《内则衍义》一书，在《守贞章》中提出“守身为女子第一义”，在《殉节章》中提出“妇为夫死，古之大经”，这两句话此后成为清朝妇女的信条。当时的《女范捷录·贞烈篇》云：“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造。”康熙时的《女学》《教女遗规》、乾隆时的《女学言行录》都极力宣扬寡妇守节和新妇的贞洁。几千年来，贞节观残害了妇女的身心。而今保存的贞节牌坊、贞节堂等封建遗迹，都似乎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贞节烈妇的苦涩与痛楚。
贞节牌坊，晚清到民国最后的“呜咽”
在中国大地上，有那么几处贞节牌坊，不仅仅作为建筑遗存成为一方历史景观，更为重要的是，记录着一段段女子守节的血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