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的共同生活经历。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其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到这个问题。明神宗万历皇帝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心性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讲经之间忽然背起了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的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春天到了，莺飞草长，热爱自然乃是人之本性，但万历皇帝仅仅折了一截刚发芽的柳枝，老师就责备起来，说什么人君者要有体仁之心，要有好生之德云云，弄得万历畏首畏尾，毫无兴致。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乃至战战兢兢。终于熬到当了皇帝，其实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试朝仪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
在这种“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事，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的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并非只会享受祖荫。但这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淫巧小技，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群臣见首辅大臣如此忠勇，也都不甘落后，白白丢了这个沽名钓誉的好机会，于是群起效仿。在这些“正人君子”的围攻下，万历皇帝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少数服从大多数”了。
如果说上面说的还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的话，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恐怕就是一件大事了。这当然更遭到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历数废长立幼的坏处，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碰了一鼻子灰。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并不属于自己，实在不过是一个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了。登基后不到两年，他就让宦官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整日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异域术士嬉游，至于国事，就不放在心上了。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殊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自己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要过将军瘾。正德十一年(1516年)，伯颜猛率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最终他胜利班师，但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本来当世大儒王阳明迅速平定了叛乱，但正德帝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不干，伏地请求，泣血而谏。正德帝不理，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并十分荒唐地要求王阳明把朱宸濠放回去，让他再叛乱一回，然后自己亲自率兵捉拿。这当然遭到了王阳明的拒绝，王阳明还因此受到了朝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