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下面的想法就怪异得离谱。康有为曾忧虑中国人满为患，美洲和澳洲又禁止中国移民进入，他认为只有巴西可以殖民，因为巴西经纬度和我们相近，地域达数千里，亚马孙河又横贯其中，土地肥沃，人口仅800万，“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殖民观”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大胆想象的荒诞感确是独创。这不禁让人想起梁任公也曾有过多娶白人女子以改良中国人种的想法，肤色如何尽快漂白变成了一个种族存亡绝续的方案，思维怪诞真如乃师！
“三世说”的设计同样染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本来，据乱—升平—太平的中国历史递进公式是有先例可寻的，不过区别是古史观的治乱终极是指向三代的黄金时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说”指向的却是一个缥缈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将来世界的多彩想象，以致于幼稚地把一场“百日维新”变成了检测预言的试验场。难怪那些自以为拥有后见之明的理论侏儒，或者是脑子里充满成王败寇史观的当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谅他的鲁莽和天真。他们说对了，当康圣人幻想出一个缤纷世界的同时，却注定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行动矮人，与精于算计的湖南人相比，他确实是太意气用事，也太不切实际了。
的确，按功利主义者的标准来检验“百日维新”，会发现除了废除科举之外，其余的变革措施其实并未越过当年洋务派的纲领，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以后更是迫于形势步步回收，效果几乎为零。但我们盘点那段遗产，仍会由衷感叹，幸亏有了康有为的乌托邦世界，近世思想界才不致于垮成废墟一片。康氏乌托邦世界的形成其实并不以一书一事为标志，而是一个漫长连续的过程。虽然《大同书》的正式印行远在“百日维新”之后，但康氏在28岁那年正逢一场大病，他在检视遗稿、从容待死的过程中，就已“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可见“大同”理想在年轻的康有为心中的位置已经高到“朝成而昔死可矣”的地步。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三世说”与《大同书》的衔接递进构成的宏大未来图景，我们的近代史才不致于仅仅充斥着单靠权谋计算和诡计得势之人，或者充斥的仅仅都是拘泥于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功利型人物。因为在经过晚清政治惨烈的淘洗角逐后，残留下的似乎全是那些失去了想象力的人格残骸，掌声和赞美似乎永远注定要献给那些不择手段取得成功的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珍惜的东西的话，那也许就是因为还留有一个残破得面临绝种的“康氏乌托邦”，以及那本一度秘不示人的《大同书》。（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