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