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