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愿意与日议和。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言论更公开而急迫。尽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称为“重光堂会谈”的秘密谈判。“重光堂”会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