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国家开端》，孙皓晖，上海人民出版社
公元前227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