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
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