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历时1300多年的科举选拔人才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为深刻。
兀兀穷年读书，为了什么？为了中举人、考进士，被皇家选中，继而成为官员，但录取名额实在有限。
清代早期，每个行省都有固定的科举录取名额。例如，顺治初年乡试的录取名额分布为：顺天、江南是一百六十多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都是一百多名，其它省份递减，最少的是贵州省，乡试录取名额为四十名。
而会试名额却不固定，或多或少，有清一代，以雍正庚戌年会试录取406名为最多，乾隆己酉年录取96名为最少。
乡试中，八旗子弟考生另有指标。《清史稿》记载：“乡试中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后来，不再定八旗子弟乡试录取人数，录取多少，临时请示皇帝。
清初的皇族宗室是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宗人府在宗学中选拔玉鼎柱等人为进士，与普通进士一起参加了殿试，这是宗室会试的开始，但是没实行几次就停了。
至嘉庆六年（1801年），“宗室应乡试、会试始着为令”，规定宗室乡试九人中录取一人；会试时，“考官酌取数卷候亲裁，别为一榜。”对于天潢贵胄的考生，另有一套录取体系，不占用普通考生的录取指标。
史料显示，清初“达官世族子弟，初制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官二代的科举录取率远高于穷二代。以致康熙也觉得“搢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畯进身之路”，遂“寻诏定官、民分卷之法”，尽可能地多给贫寒读书子弟一些出路。
通观清史，自顺治朝后期开始，科举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动。
首先是根据执政需要，调剂科举中式名额。譬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就要求“视人数多寡定中额”。下届的乡试，即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减各直省中额之半”。
而在多事之秋的咸丰、同治年间，因为对外对内的军事行动耗资巨大，各行省先后以多种名义向朝廷国库输送饷银各达数百万两。中央政府就根据各省输送饷银的情况，先后增加了各省乡试的录取名额。
史书上清晰记载着，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癸酉，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绅民捐输军粮，加乡试中额、生员中额”。这俨然就是交易，在人类的历史上，交易常常以冠冕堂皇的形式出现。
同时，皇帝的心情也是决定科举录取指标的关键因素。在太后、皇帝、皇后过圣寿，或皇家有大喜事，都属于科举的利好，朝廷很有可能加恩科考试以增加中式名额。这不仅在清朝鼎盛时期很普遍，即使是清朝末年也有。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明岁皇太后七旬圣寿，诏开庆榜，本年为癸卯恩科乡试，来年为甲辰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并于下届举行。”这一来，录取人数增多，皇家开心，读书人也高兴。
但遇着了皇帝心情不好，读书士子也会跟着“遭殃”的。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乡试闹出了“作弊门”事件，当场检查出夹带作弊考生40多人，吓得3800多考生立即放弃了考试，并且，交白卷、没完卷以及答案文不对题的考生还有几百人。
乾隆皇帝一气之下不仅处罚了管理学政的几位官员，而且“诏减各直省中额十之一”。《清史稿》还记载：“雍正四年，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著书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乡、会试。”可见，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主观性是多么的强。
最耐人寻味的是，晚清之际，外国势力也左右着科举录取指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清朝派李鸿章为全权大使谈判，在各国提出的十二条议款中就有这么一条：“各省有曾经杀戮西人，停止乡试小考五年。”第二年，“四月，英人请直隶、山西停考。”尽管张之洞竭力反对，但毫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