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时，有一个“以史制君”的基本判断。认为史官为了对历史负责，因而在记录史实的职业行为中，有独立判断的权力，“不虚美，不隐恶”；这样，就在皇权专制的政治框架中，形成一种制衡的力量。
如果说“以史制君”的“君”，除了指国君，也可指位高权重的重臣，那么在一部《左传》里，最能支持以上观点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是《宣公二年》的“晋赵穿弑灵公”。晋灵公残暴不仁，晋国正卿赵盾（宣子）屡谏不听，不得已流亡他国。不久，赵盾的族弟“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把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得到消息后，“未出山而复”。晋国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觉得很冤枉，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若干年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另一个是《襄公二十五年》的“齐崔杼弑庄公”。崔杼是齐国大夫，当国秉政二三十年，骄横异常，炙手可热。太子吕光便是因崔杼立为国君，即为庄公。后庄公与崔杼的妻子棠姜有私，崔杼伏甲士设套将庄公杀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第二个故事，更是悲壮地展现了古代史官的坚忍——为了维护职业尊严，齐大史兄弟前仆后继，在已有三人死于非命的情况下，其“弟又书”，以致崔杼不得不放下屠刀。
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对“以史制君”的史官制度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他说：“王者虽横行于一世，但历史的评价仍是他所在意的。偏偏史家记录，因要为后世提供足以借鉴的材料，所以格外强调‘不隐恶，不虚美’，对君王自然会有更大的心理制衡力量。”又说：“近人每轻视这种制衡力量，以为民主制度的民意制衡才有作用，殊不知上帝裁判、阎罗王审判，都是诉诸死后的，均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制衡，你说它有没有用呢？假如一位暴君，连阎王上帝都不怕，你以为他会怕民意？”
可惜的是，中国的这种肇始且成熟于周朝的史官制度，在唐朝便现衰微惭绝之象。因为史实告诉我们，李唐以前，史官只要谨遵“史法”记言述事，根本可以不必恭呈皇览；而唐后此举已无可能了！于是有人推测这或与“玄武门之变”有关——当有人害怕并掩盖真相时，必有其心虚或不可告人的东西在。（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