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
他说：
（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累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员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邵位西之意，亦与两君相同。而鄙说要不可尽废，祈参用之。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曾国藩说，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曾国藩说，按照官阶来论，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属于高明之士。“佐杂”这些人都属于“算细”，就是每天精打细算，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是卑琐者。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在曾国藩那里是主管理财的财务大臣。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他说，以厘金来论，大卡、总局就应该求自爱之士，这些廉洁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洁，应该用他们的办法；而对小卡、分员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员，应该对他们“算细”，就是用规矩准绳，让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再三强调，他愿意效仿赵广汉和刘晏理财。赵广汉用“新进少年”，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抱负，但没有自己的舞台。曾国藩给他们搭一个舞台，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本领，使他们各显神通。曾国藩说：“我愿意效仿他们两个人，赵广汉用的新进少年，没有官气，没有圆滑之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所以当时开创的局面生机勃勃。刘晏多用士人理财，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个良知，有一条自己的红线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会做特别出格、贪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