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但专业是我毫无兴趣的经济。我上的那所大学在文革期间变成了一个卷烟厂，当时刚刚恢复。有一架很茂盛的藤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藤萝的淡紫色在月光下变成梦一样虚幻的色彩，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和欺人的色彩，年轻的大学生们，就在这架藤萝下制造了无数爱情陷阱——学财政金融的学生一样可以有浪漫情怀——因为当时是全民文学热，一篇小说就可以使人一夜成名。
时光进入1980年代，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老师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写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结果，全班四十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因为欣赏林甫的“梅妻鹤子”。（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翌年，我的一篇习作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
其实我的“写作”早已开始：多年以前，十七岁从东北第一次回京探亲，曾经野心勃勃地想写一个长篇，叫做《雏鹰奋翮》，（好笑的是，当时还曾经一度传为手抄本）一个女孩凌小虹和一个男青年任宇的故事，写得非常投入，写了大约有将近九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在单薄的片叶纸上写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这篇小说应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可惜没有结尾。
第二篇小说获了《十月》首届文学奖，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非常特殊的——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那真是日新月异的时代，都市在变，校园在变，人们的观念更在变。法国画展来了，买票的队伍一直排到了灯市西口，在《马拉之死》的真迹面前，人头攒动，如果不是警察出动，被挤被踩太有可能。而时装方面大家共同经历了瘦腿裤、喇叭裤、直筒裤、萝卜裤、水磨牛仔裤、腿肚上系扣的水仔裤乃至领子上别小徽章、戴镀金项链和走私蛤蟆镜时代，终于皮尔·卡丹率先走了进来，流行色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散发着魅力。淡金色、银蓝色、橄榄绿色……正是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构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美，让我顿悟文字也绝不应当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我开始写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准备投给《收获》。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动情处，竟会趴在桌上大哭一场！当时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放学之后，我和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在我居住的北方交大的铁道边。
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的老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后来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着实令人感动。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我至今仍是个羞于表达的人，比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