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没有背景没有家世没有关系没有后门，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傻乎乎地凭着年轻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诚，闯入了文坛。要感谢的，是那时的编辑，感谢他们在一大堆自然来稿里发现了我，说到底，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纯粹。
八十年代是百废俱兴的年代，电影亦如此。法国电影回顾展开幕正逢我身怀六甲，却也骑着破车坚持看完了全部四十部片子，每天电影院门口都是比肩继踵，每天要无数次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有富裕票吗？——十年的禁锢让中国像一个饥饿的孩子，那么渴望尝到所有可以尝到的一切。而中国的电影革命似乎是从《一个和八个》开始，那时知道了有“第五代导演”之说，神奇的是我刚刚知道了这个，便与《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合作了一把。
片名叫《弧光》。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的。写一个被世俗社会认为疯了而实际上只是不愿因循传统思维的女孩子。张军钊导演把它推上了银幕。自小便觉得拍电影神秘，总想看看拍摄过程。开机那天在密云水库。三九天，水面结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人声鼎沸的冰场。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着女主人公，而寻觅到的却是一个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为了增加声势，用卡车拉来了许多群众演员，那时每人劳务费只有两块钱，但大家兴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样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当直升机降到不能再低时，卷起一阵大风，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阳棚，大家一片惊叹。所以后来镜头中的那些遮阳棚实际都是趴着的，只不过因为俯视角度看不出来而已。旁边一位电影界的元老哼唧着：第五代真能折腾，连航拍都敢玩!待到粗剪片出来之后，和导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结束，心中还在不断地怀疑：这是不是我写的那个《弧光》？然后想起陈凯歌让原作者、编剧阿城看《孩子王》时阿城的回答。他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弧光》正式公映的时候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记得校长观后问我对学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能转到中文系，校长很痛快地答应了，就在一夜之间，我终于真正进入了我热爱的领域！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资深记者在《文艺报》发表重要文章，以《弧光》为例，认为影视改编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举之例亦有《红高粱》等等，此文引起了一场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
1987年1月，第三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京召开。那是真正的文学的盛会，相互久已闻名而终于谋面，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感觉。曾经有一晚，我们在扎西达娃的房间里唱了整整一夜歌，那时真是年轻啊，好像永远不会老……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海火》的创作。
《弧光》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海火》的出版均是在1989年。而那时，全民都卷入了另一场风波，待风波结束，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了。
而在当下，随着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文学早已被边缘化，显然，作家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但我相信，即使是在读图时代，文学也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希望”正是对文学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可能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声遗憾的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