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便写了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回去吧，故乡的田园就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快回呢？让我的心灵受这样的折磨，实在不行。这个世道与我不合，还出去干什么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次出去为官对他刺激太大了，他对官府，对这个制度已经绝望。他向往尧舜时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生活；向往《山海经》里的神仙世界；向往古代隐士的超尘绝世。此后，他就这样一直在乡下读书、思考、种地。
终于在他弃彭泽令回家16 年之后，在他57 岁时写成了这篇320 字的《桃花源记》。作者纵有万般忧怨压于心底，却化作千树桃花昭示未来，虽是政治文字却不焦不躁，不偏不激，于淡淡的写景叙事中，铺排出热烈的治国理想，这种用文学翻译政治的功夫真令人叫绝。但这时离他去世只剩下6 年了，这篇政治美文可以说是他一生观察、思考的结晶，是他思想和艺术的顶峰。历史竟是这样的相似，陶渊明五仕五隐，范仲淹四起四落。范仲淹那篇著名的政治美文《岳阳楼记》是在58 岁那年写成，离去世也只剩6 年。这两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总其一生之跌宕，积其一生之情思，发出的灿烂之光。不过范文是正统的儒家治国之道，提出了一个政治家的个人行为准则；陶文却本老子的无为而治，给出了一幅幸福社会的蓝图。
陶渊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在《桃花源记》中他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往来耕作，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是一个自自在在的社会，一种轻轻松松的生活，人人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欺诈，没有剥削，没有烦恼。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陶渊明是在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说这个话的，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58年）还早1 400 多年呢。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我们就称它为“桃源主义”吧。但他确实是开了政治幻想的先河。
当政治家们为怎样治国争论不休时，作为文学家的陶渊明却轻轻叹了一声：“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笔濡墨，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图。这正如五祖门下的几个佛家大弟子为怎样克服人生烦恼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个打杂小和尚的六祖却在一旁叹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人性本自由，劳动最可爱，本来无阶级，平等最应该。不是政治家的陶渊明走的就是这种釜底抽薪的路子。
陶之后1 200 年，欧洲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巧得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 莫尔很，也是用文学作品来表达未来社会的蓝图，但不是散文，是两本小说，在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极大（所以《桃花源记》也应归入政治文献而不只应存在于文学史中）。这就是1516 年英国人莫尔出版的《乌托邦》和1637 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出版的《太阳城》。甚至这两本书的构思手法与《桃花源记》也惊人地相似。陶渊明是假设打鱼人误入桃花源，而《乌托邦》是写一个探险家在南美误登上一孤悬海中的小岛。岛上绿草如茵，四周波平浪静。街上灯火辉煌，家家门前有花园。每个街区都有公共食堂，供人免费取食。个人所用的物品都可到公共仓库任意领取，并无人借机多占。
更奇的是，探险家被邀参加一个订婚仪式，男女新人都要脱光衣服，让对方检验身体有无毛病，然后订约。其道德清纯、诚实高尚若此。探险家在这里生活了五年，离开后将此事传于世人，就如武陵人讲桃花源中事。《乌托邦》成书后顷刻间风靡欧洲，被译成多种文字，传遍世界。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也把它介绍到了中国。
1637 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出版了一本书《太阳城》。很巧，还是陶渊明的手法。一个水手在印度洋遇险上岸，穿过森林进到一座城堡，内外七层，街道平整，宫殿华丽，居民身体健康，风度高雅，衣食无忧。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私产，实行供给制。服装统一制作，按四季更换。每日晨起，一声长号，击鼓升旗，大家都到田里劳动。没有工农之分，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孩子两岁后即离开父母交由公家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