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北京市文物局研究了关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建议，包括对三处藏式建筑的修复。
这项工作的推动，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的一本近作有关。这部题为《见证亲密》的著作，记载了北京和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故事，从历史典故、碑文考录、象征意义等维度，叙述了汉藏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之情。
该书被送呈中央领导，于是，就有了修复那三处藏式建筑的专项拨款。
寻找刻有藏文的石碑
1995年，舒乙退休，他除了继续写作、研究文史之外，开始画画，并且，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没有人员配备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个人的“见证亲密”之旅。
2010年，舒乙用了整整一个春夏的时间，写作了《见证亲密》，梳理他在北京发现的15块和在承德发现的20块刻有藏字、蒙字的石碑。
对每一块石碑，舒乙都要去很多次，反复考证。现在颐和园的后山，还留有被当年的英法联军火烧的废墟。慈禧太后从西安避难回京后，想重修被烧掉的“三山五园”，动用了海军经费，也只修了颐和园。
“昆明湖的大量水面可以操练海军，但是后山没修，那些乾隆皇帝修的皇家喇嘛庙，只能可惜了。”舒乙叹了口气。
他向笔者介绍，证明颐和园后山建筑是藏式的，有四个标志：第一、梯形的窗户；第二、碉楼上面为平顶；第三、是有房脊的建筑，上面有藏式宝塔；第四、塔上有一圈法轮，下半截是一个浮钵。
“这些建筑，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草草修过。所以，我考察多次才发现，后山是一套完整的‘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藏式建筑。”舒乙说。
舒乙发现，北京的这些刻有藏文的石碑大都有四种文字，分别是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的文字。
“每一个圣旨，每一篇论文，每一首诗歌，都要翻译成四种文字，找些奇大无比的石头，分四面而刻。”舒乙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15块石碑，颇为惋惜，“可惜，康熙皇帝的就找不到了。”
舒乙说起这15块石碑，就像抱着自家孩子似的，喜上眉梢：“15块石碑中，有6块是涉藏的，这太不简单了，对我们当今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真是亲如兄弟啊！”
舒乙一边拿出自己拍摄的碑文给笔者看，一边细细介绍道，这些涉藏石碑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当时，西藏的地方首领和宗教领袖，与中央的关系亲如兄弟。
“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大声说，“这些石碑可见证着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哪！
这些石碑上的内容，不仅要给西藏人民看，也要给那些对中国不知情有偏见的外国青年看看，让他们知道，在250年以前，西藏就是中国的！石碑证明了，达赖、班禅和中央的关系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