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直到今天,我还在继续写作。明年某个时候,在英国,我的第三本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英文版将得以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又离开现实社会,上溯了一个基本没有被佛教教义所笼罩的英雄主义时代、史诗时代。如果说传统,那是一个被中断了的传统。我在书中发出了追问,但是,我却听到了别的追问:为什么要发出那么多基于怀疑的追问?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中看到过,说作家都是一些失败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从试图以自己的作品有限度地影响他人,最终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人心的解放这一点上,我可以肯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严酷的社会现实让我意识到,当期待中写作的意义消失,我继续坚持写作的唯一理由,似乎就只能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就只能是对这个所有人都必须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社会的一个小小的反抗。也许,将来的人在作文化考古的时候,在政治岩层的夹缝中,发现一颗小小的化石———凝固了一种不服从的、挣扎的姿态。(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