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回家乡走亲戚。车子刚走完水泥路，远处就传来了家乡特有的泥土芬芳，我知道，我的家乡近了。
这是熊耳山脚下的小山村，远远看去，大山的皱褶里，零零散散分布着一百多户人家。走完水泥路还要走3公里多的山路，残雪消融，泥泞不堪。村里人说，全区99%的行政村都通了水泥路，而我们村就是剩下的那个1%。沿着儿时玩耍的路线，我走遍了整个村庄，到处显得那样的冷清、安静、荒凉。我曾经念书的小学，由于没有生源，校点撤销了，屋檐下的铃铛上长满了红色的铁锈，不知哪来的槐树苗和椿树苗，高高低低的长满了整个操场。学校前面大片的耕地上，全都长上了荒草，当年因为这块地的界畔纠纷打得头破血流的两家人，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里会变成没人要的荒草滩。人们的房子还是记忆中的土坯房，十几年了，竟然一点儿都没有变。农村的房子对这些长年在外打工的人来说，重新翻修已经没有了多大意义，混得好的，在城市买房，暂时不行的，因为不在家住，投资建房也没有必要。村上很多家门是上锁的，只是门框上喜庆的对联和院子鲜红的炮皮，还向人们昭示着新年的气息。有的人家，门口的荒草长了一人多高，这都是一些长年在外务工的。听说有一户几年没回家，院子草竟然长得人都过不去，只好借了把镰刀割出一条路来，临走买了一瓶除草剂，嘱咐邻居在草长出来的时候，帮忙打上两回。村子是那样的安静，穿过了大半个村，竟然只见到了五六个人，其中就有三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这难道是记忆中400多口人的村庄吗？
曾几何时，这里的年是那样的热闹。“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剩下七八天。”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忙碌了一年的农人尽情狂欢的日子。腊月间，杀年猪、做豆腐、蒸花馍、打点心，在忙碌办年中感受着无比的快乐；初二刚过，新女婿带着媳妇拜丈人，大外甥领着孩子上舅家，农人间的人情往来络绎不绝；村里爱耍的年轻人，今儿到东家喝酒，明儿到西家吃肉，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村里有时还要排个社火，把大伙组织起来，敲大鼓、打铜锣、耍竹马、踩高跷、扭秧歌，成群的孩子跟在社火队伍后面，看一场又一场，跑几十里的山路也不觉得累。
而现在，村子的人越来越少，年味儿也越来越淡，只有那零星的鞭炮声，还在提醒人们，这是在过年。在村子中间，我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老李伯，他曾经是村上的铁匠，打的镢头小有名气，如今已经身体佝偻、两眼昏花，没法干也不需要干铁匠活了，因为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镢头已经没有需求量了。老李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州一家酒店打工，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但一算一家三口来回路费得两千多元，就没回来；还有一个儿子没有成家，在西安一个物业公司当保安，春节不放假也不能回来。说起两个孩子没回家过年的事儿，老两口眼中噙满了泪花。在村东头，我见到了71岁的五伯，他说，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以前逢年过节还回家，这两年，回家过年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光今年，没有回来过年的就有30多户。五伯又说，现在村里全是老弱病残，说句难听话，村里死了人，连抬棺材的青壮劳力都找不到。
有人说，所有中国人，上数三代，都是农民。不好说农村人口的突降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是，那些在城市里的农民，不想回故乡，或者说，回不了故乡；而那些还被迫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正和故乡一起衰老，慢慢地被泥土湮没。
城镇化的浪潮，冲击着农村，很多农村青年背井离乡，来到繁华的都市，湮没在了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世界里。然而，在他们亲手建起来的城市里，没有他们的一片瓦。即便是这样，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到生养过他们的山村。虽然他们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鼾声始终无法融进城市的小夜曲，但他们已经依赖上了劳累之后的那一瓶廉价啤酒，因为，在故乡，想喝一瓶啤酒，要跑很远的路，才能在代销店买到。况且，他们已经不会耕作了，传承了几千年的田地里的劳作技术，在他们粗糙的大手里，变得越来越难。或许，从心理上，他们根本就有些抵触。事实上，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天生就有这种抵触情绪。他们宁愿头发染成杂色，用山寨手机哄自己高兴，也会用怀疑的眼神听父辈说那个他们只是听说过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