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冬夜读这本诗集，心中有一种持久的温暖和感动。从《爱情的夜晚》、《夜晚的低吟》，到《此情此景》，再到今天的《慰藉》，诗歌旅行者刘希全留下的履痕清晰可见。遥想当年，诗潮翻涌，无数人青春勃发，在肾上腺素的鼓励下，迷失在分行文字的丛林。当青春不再，大潮退却，沙滩上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裸泳者，捧着阿甘一样偏执而赤诚的心，为诗神放歌。这为数不多的裸泳者，刘希全，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有时分不清楚作为记者的刘希全和作为歌者的刘希全。这种双重身份的差异常常带来一些有趣的误读，但也为我们进入他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路径。他常常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抽烟，读报，打电话，万人中他朴素得像胶东平原上的一株红高粱；在诗歌中他却说：“写出曾经对你说出的那些话/再写出说话时空气那轻微或者巨大的颤栗”。我想起了1917年在伦敦阴沉的天空下，在劳埃德银行担任评估员的T·S·艾略特，也想起了在《四个四重奏》中说“只有通过形式，模式，/语言或音乐才能达到静止/正如一只中国的瓷瓶/静止不动而仍然在时间中不断前进”的伟大的T·S·艾略特。他们身份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两种角色中相互切换或转移。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差异造就了诗歌。顺着这种思路，我认为，诗歌和现实生活建立了一种对等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相互补偿关系。狄尔泰说，“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诗扩大了对人的解放效果，以及人的生活体验的视界，因为它满足了人的内在渴求：当命运以及他自己的抉择仍然把他束缚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上时，他的想象则使他到达他永不能实现的生活。诗开启了一个更高更强的世界，展示出新的远景。”这种远景，构成了一个诗歌旅行者的未知世界，也构成了一个诗歌的精神幻象，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刘希全说：“我要写出朴素的诗歌/我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甚至/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想让诗歌/在我的心里好好地活着/也像芦苇，在浪头中站住、站稳——”这种近乎直白的宣言至少暗示了两个信息：作为个体的人在当下的处境和抉择，以及一个诗人在技艺上所认同的美学标准。诗人凭借“芦苇”这个符号精准地揭示了诗歌或诗人的生存状态；用“朴素”作为一种风格的高度来约束写作行为。
一个诗人如果选择他不熟悉的题材进行处理无疑是危险的，要么骑虎难下，要么掉进玄学的陷阱。刘希全无疑很好地规避了这个风险。他的诗中，我们所读到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何让读者在习以为常的审美中获得陌生的、不一样的感觉？这是对一个诗人最严肃的考验。优秀的诗人往往会进行自己独有的探险。对于刘希全而言，我认为，他选择了一个字：小。
小的题材。小的事物。小的角度。小的篇幅。他写蜂群：“在浩瀚的、缓缓起伏的蓝天之下/一千只、一万只金黄色的小鼓/正漫天飞舞”；他写蚯蚓：“一平方米的地方，是它们的村落/十平方米的地方，是它们的祖国”；他写草：“他所使用的惊叹号/是一棵草带着一团泥向上飞/他所使用的破折号/是一棵草把自己绷成一条直线向前跑”；他写小米：“从莱阳到北京，一千多里路/这些小米迎着十二月的寒风/走得有些累，但都没有走失/一粒粒都靠得很紧，像在/相互取暖”；他写家谱：“但我知道，家谱上/她们并不存在，她们像是多余的：/多余的血脉，多余的话/多余的心跳，甚至，多余的死”……
他俯下了身子，与泥土对视，与闪电攀谈，捕捉光线，摹写声音。“对于这个世界，我是谦卑的/……我是最下面的刻度，是低的，是暗的/因而显得有些孤单，显得不合群”，也许，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正是这种谦卑的、低下的姿态，使他获得了俯瞰整个世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