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对话中最有趣的部分莫过于谈论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的人类无知史、愚蠢史了。而我们得知的愚蠢历史又是通过书籍来保存的。那么，书籍到底为我们保存了多少人类的愚蠢，或者说，人类保存下来的所有书籍中，有多少是愚蠢之书、虚妄之书呢？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早早进行了对愚蠢的专门研究，他的《布瓦尔与白居榭》更是将人类执拗而不可摧毁的愚蠢力量具象化的杰作。卡里埃尔继承福楼拜的传统，曾与人合写《愚蠢词典》，他自问：“为什么只关注智力、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愚蠢要普遍得多，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
艾柯更是出了名的谬误之书、虚妄之书的狂热收集者，他多次谈论人类的无知史，这部历史的小部分篇章记载着著名出版社的编辑们面对杰作的无知：“我也许有点狭隘，但我没法理解为什么要花30页的篇幅描述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得到的第一份编辑审阅报告。“这类作品很难有机会吸引年轻读者。”—编辑说《白鲸》。“先生，您把您的小说埋藏在一堆杂乱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虽然描写得不错，但纯属多余。”—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您押的韵全错了。”—对艾米丽迪金森。“在美国根本卖不动一本动物历史书。”—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有对杰作无动于衷的出版社，也有专门出版虚妄之书的出版社。在《福柯摆》里，艾柯写到一个专门为圆愚蠢之人的出版梦而存在的“虚妄出版社”，他说那并非虚构。
试想，在全世界所有被撰写并出版的书籍中，又有多少是摆脱了虚妄、真正值得阅读的？我们对书总有一种崇高的理念，自愿把书神圣化。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我们的书架，就会发现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书出自毫无才华之人，愚蠢之人，中邪之人。可是，如果我们是历史上那位编辑，会不会出版希特勒《我的奋斗》？二位都认为这很难说。至于杰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我们奉为经典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在谈论悲剧的《诗学》里却无一被提及。被亚里士多德反复征引的那些佚失的杰作已经永远被排除在我们的文化之外了。而文化，不就是通过书籍保存下来，从焚烧图书馆的大火中幸存下来，从人类的审查制度中逃离出来的剩余之物么？我们损失了多少文化，而我们幸存的文化中又有多少谬误呢？
柏拉图的对话集《斐德若》中讲到书写的源起，说，埃及有神明发明了文字，埃及王提醒他，有此发明，人们将从此信赖书写，不再练习回忆，书写使人“在灵魂里善忘”。诚然，有了书写和书籍，人们获取知识的路径大大缩短了，阅读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个人体验和对自我的阅读。直到如今，将知识注入程序植入大脑也将不再是遥远的梦幻。如果那一天来到，我们需要的将不再是知识，而是认知方式，是智慧，而智慧，将把我们重新带向生活经验本身。有一点是肯定的：智慧的获取，永远也“别想摆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