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成为一种消费品之后，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成了生产产品的人，以往那些和自我、体制、禁忌作斗争的使命感、自省，摇身一变，转化为向市场、读着、排行榜亲近的奇装异服。就《这儿，那儿》这个产品而言，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因为连基础的性描写都一笔带过了，能指望高攀眼球经济的排行榜么！不过，考验一个人讲故事的能力如何，听听他讲最熟悉的生活就行了，小说的前半部分的校园时光，写得比较松散，但是下半部分对银行工作的描述，不能不令人叹服
许巍不是搞文学的，但是早期的一首《两天》唱尽了青春癔症，他说“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 ”，很多城市小说、青春文学都背负着这种情结上路，在失业、失恋、失地（离开原住地）的“三无”生活里，唱着后青春期的猎猎挽歌。《这儿，那儿》也没有免俗，一开始奠定的故事底色，就慢慢泄露了作者的审美思路。直到结尾，他也没有给主要人物回归正常的生活，难道“马不停蹄忧伤”是这些小说的共性？
面目模糊的城市青年们，既要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又要获得心灵自由，既要保持身份的孤独弃绝，又放不下小情小爱的糖浆，以至于偏执的作者们常常把笔下的人物折磨致死，《这儿，那儿》作者同样把主人公写死了，再次让我想起了《挪威森林》等经典篇什。就是说，城市小说里的青年们都在做“两难推理”，享受着动荡带来的未知、前进的刺激，又得必须进行“失败者的飞翔”，承受寻找稳定的感情、物质生活时的空荡、挫败，不停为速朽的青春寻找养老保险。
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观点看来，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经济而来，文学等领域的“后现代性”遮蔽了很多作者的视线和气量，神圣感、距离感的消失、物质高度发达带来的失重，让人产生了身份困惑。而中国作为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山寨大国，泥泞湿漉的农业社会还没过完，城市小说的作者们就要跨过还没到来的工业社会，去想象和解构后工业、后现代生活，多少不合时宜。因而，城市小说和作者们一起，都飞不起来，才是必然现象。等到全民中产，估计会出现奇迹。《这儿，那儿》或许能“在别处”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