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这只是在写即将死去的孙连国，写孙连国死前的心理活动。可实际上，它又是在写仙鹤乡，写仙鹤乡的干群之关系。孙连国的感觉和话语，也是郑之渊内心世界的再现。作为仙鹤乡百姓的父母官，郑之渊爱他的子民，爱得那么深、那么透，爱到了骨子里，恨不得把自己的血液都洒在这一方土地上，或者化作这里的一块石头。可是仙鹤乡的百姓却不理解他，恨他，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他，让他百思不解、痛苦万分，从心底里感到绝望、寒冷。他想挽回这种亲情，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终还是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如同孙连国永远无法找到儿子一样。
颜庙和颜氏家族的祭祖仪式，则隐喻并象征著作品中的希望。颜庙历史悠久，既是颜子文化的承载物，也是颜氏子孙后代祭祀祖先的家庙。每年的十月初一这一天，颜氏家族都要在庙里举行祭祖仪式，在族长颜景观的带领下，向祖宗颜回行叩拜之礼。祭祖仪式的记载简明而庄重，尤其颜景观读家谱时的情形，更令人感动，感动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吾祖颜回，孔子七十弟子之一。他一生大半时间跟随恩师孔子生活和学习，极深地理解并实践着先师的思想学说，以谦虚敏学、尊重师长、仁德出众而著称，被后人推居孔门“七十子”之首，尊为儒家的“复圣”。吾祖颜回，出身书香、终身不仕；吾祖颜回，安贫乐道，谦和待人；吾祖颜回，推崇仁政，讲求顺从自然，无为而治，与世无争……先后被尊为“先师”、“兖公”、“兖国公”、“兖国复圣公”、“复圣”。[1]300-301颜子的每一品行几乎都与仙鹤村的当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很容易看出其中蕴含着的作者的传统文化救世之深意；而在仙鹤村的三大家族中，颜氏家族的为人行事也的确还算有些古风。可是颜庙以及祭祖仪式所象征的儒家传统文化还有救世的能力吗？别的不说，只从修庙资金的匮乏、颜氏后人对仪式礼数的生疏及仪式上的缺乏神圣感、世界颜氏华人协会祭错祖宗、颜景观担心自己死后祭祖仪式不能继续等方面，就可见出传统儒家文化的衰落，已经难胜拯救世风之大任了。小说结尾，颜庙及颜氏家族虽然并未重点出场，但由颜景观主持的村委换届选举的失败，似乎也隐隐透露出规则、秩序与混乱芜杂的现实之间，力量是多么不对等。
《乡志》是当代乡村题材中的一部优秀小说，它好就好在作者对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实和未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好就好在作品在体验性基础上对本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和表现，好就好在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方法的并重，以及在现实和人生两个层面的思考和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不乏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二三十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展示的主要是农村的衰败、落后，农民生活的艰苦以及人生的种种不幸，表现的是作者的叹息和同情；四五十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以表现新旧冲突、阶级斗争为己任，展示历史的巨大变迁和农村、农民面貌的整体性变化是那两个年代乡村题材小说的共同点；“文革”期间单一而僵化的创作中，乡村题材小说虽然没有断线，但“高大全”特色突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味更浓，也就谈不到生活的真实性；“文革”后至80年代末，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农村率先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反映乡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呈现出了新的局面。作品内容丰富，形式手法也有变化，但本质上还是归结于社会历史层面，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深度不够；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覆盖性已经进入了各个领域，乡村题材小说总体上显得平淡、缺乏锐气，现实体验和思想深度两个方面均比较匮乏。写作日渐个人化、平庸化，真正称得上优秀的长篇乡村题材小说可以说少而又少。正是基于这种文学背景，《乡志》在某些方面的价值才不容忽略。尤其它对真实的牢牢把握、大胆表现、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求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悲剧意识、否定性和批判性，都构成了它对同类题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也唯其真实，小说才具有了史的意义。它不仅是本世纪初仙鹤乡的历史，也是鲁中南乡村的历史，甚至是中国大部分乡村的历史。